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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投降后,朱可夫为什么3个月后才严明军纪?

1945年5月,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光荣和胜利就是攻克柏林。然而,胜利的欢呼还没有停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暗战,无论是在同盟国会议上,还是战场上,早已针锋相对的开始了。

1945年5月,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光荣和胜利就是攻克柏林,而担任此役的指挥官朱可夫,也达到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然而,胜利的欢呼还没有停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暗战,无论是在同盟国会议上,还是战场上,早已针锋相对的开始了。

就连即将失败的德国,也因“价值观”的不同,将其武装力量的2/3用在苏军方向上,甚至投降时也希望美、英军队来受降。这让苏联人对此十分愤怒,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深刻地意识到要通过攻克柏林,来显示苏联的强大。

迅速而凶猛地攻占柏林,打消西方国家的幻想。

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要求,美、英、苏三国对战后的世界格局进行了划分,特别是规定了柏林由苏军控制。随着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甚至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苏联统帅觉得有必要通过“快、狠、准”的攻势,打掉他们的幻想。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安排两大武装集团,从柏林城的东面和南面开始攻击。朱可夫也为了实现最大的辉煌,不计伤亡的命令进攻。但是,德军凭险据守、负隅顽抗,一度让朱可夫的部队寸步难行,他决定调整部署。

首先,改变坦克优先的战术。城市作战道路狭窄,易受障碍物限制,过去靠坦克为攻坚力量的模式,不适合在城市中展开。应该与诸多兵种协同作战,先是不计后果的狂轰滥炸,而后是手持喷火枪、火箭筒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逐楼清剿。

其次,给各集团军分配详细的攻击目标。组建突击群,大胆穿插、分割包围,使德军不能将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并给各部队规定了具体的街道、广场,不按时完成的军法从事。这样既可以鼓舞士气,又可以快速地对敌逐个歼灭。

更关键的是,为了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朱可夫要求各集团军按照大纵深梯次配置,白天由第一梯队进攻,夜晚改由第二梯队,人员换班休息,进攻不得停止。也就是说,全天24小时进攻,不给对方组织防御的时间,加快战役进程。

这个方法很奏效,短短16天,苏军就攻克了柏林。按照美军的计算,如果攻克柏林,美军的伤亡数字在40万人以上,而苏军伤亡30万人。这样的战果,让西方国家意识到苏军的实力,与自己至少是持平,以军事威胁达成目的,已不可能。

苏联也希望通过这一战,加倍的复仇,彻底打疼德国。

德国入侵苏联留下的伤痛,让每一名苏军官兵恨之入骨,他们对德军不会有太多的怜悯。这也成了德军拼死抵抗的重要理由,相比较而言,德军官兵更愿意向西方国家投降。然而,苏军不可能给他们“心存侥幸”的机会。

在苏军猛烈的攻势下,德国的“达官贵人”们也开始寻找出路。戈林要求获得德国领导人的位置,而后与英、美两国谈判,共同对付苏军,但遭到了拘捕,免去了一切职务。更过分的是,希姆莱擅自私下与英、美缔结合约,未果后逃跑。

德国元首死后,邓尼茨接任职务。面对苏军的炮火更加紧密,包围圈也是越来越小,为了拖延时间,邓尼茨安排代表与朱可夫进行谈判停战事宜,朱可夫一口回绝:“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不谈判!希望10分钟后投降,否则就地歼灭”。

说白了,朱可夫就是用这种威严、鄙视、不容商量的语气,表达出他对德国人的愤恨。投降,对于任何一名军人来说,都是一件极其难堪的的事情,更何况是自己曾经蔑视的对手。果不其然,10分钟后,德军的答复是:“拒绝无条件投降”。

被激怒的苏军以更猛烈攻击作为回应,直至德军无条件投降。战役结束后的柏林一片废墟,但灾难还在继续,苏军又将复仇的目标转向德国女人,到处都有女人被欺辱的喊叫声,这样的行为持续了3个月,朱可夫才严明军纪,约束官兵行为。

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讲,苏军的行为显然是令人发指的。但从其民族特性来看,苏联人很在意复仇,甚至是通过加倍复仇的方式,让对方不再有挑衅的想法。此时的德国人,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而这恰恰是苏军希望看到的结果。

背着“国仇家恨”的邓尼茨,开始挑拨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派人到盟军司令部找到艾森豪威尔,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单方面邀请苏联代表,在法国兰斯接受了德国投降,苏联立刻照会盟军司令部,投降仪式只能在柏林举行。

朱可夫将代表苏联出席受降仪式,并接管柏林。

1945年5月7日,在法国兰斯盟军总司令签署的德国投降书,对苏联统帅而言,这种做法显然是德国人在挑拨离间,更是对苏方的不尊重,他必须制止对方的不当行为。2天后,朱可夫抵达柏林的受降仪式会场,他坐在了桌前居中的位置。

尽管其他各国代表都十分清楚他的用意,但也没有提成异议。在他们看来,柏林是苏联人控制的,“东道主”理应坐在中间的位置。当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一行人,来到会场坐下签署投降书时,试图要求将文件送到他的面前签字。

这个“无视”的举动,惹怒了朱可夫,他厉声喝道:“让他们到这儿签!”凯特尔只好极不情愿走过去签字。德国代表退出后,朱可夫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向与会代表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大家相互拥抱、握手,尽情的欢呼,庆祝胜利。

更让朱可夫惊喜的是,苏联举行盛大的胜利阅兵,由他担任阅兵首长。这一天,朱可夫胸前别着闪闪发光的勋章,骑着一匹强壮的战马,在一片“乌拉”声中,检阅了苏军官兵,这是对他最好的褒奖,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受此影响,回到柏林的朱可夫向盟军建议,在柏林也举行一次胜利阅兵,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等人的支持,并决定阅兵首长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总司令担任。这个想法,得到了苏联统帅的赞许,在他看来,这是缓和双方关系的好机会。

然而,就在阅兵的前一天,其他三国的总司令都因故不能参加了。这下子,让阅兵的规格降低了不少,并让人误认为,这是苏联单方面自己搞的阅兵,和其他盟国无关,更不会体现出四国友好的局面。

这个变故,朱可夫立刻通知了苏联统帅,得到的答复是照常进行。尽管阅兵式进行的有声有色,但朱可夫很明白,由于双方的“价值观”不同,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不参加阅兵式只是“毛毛雨”,更多不可调和的争执还在后面。

作为国家关系来讲,始终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作为军人的朱可夫也只能放下私人感情、朋友交情,在国家利益面前,义无反顾地维护自己的祖国。尽管他不愿意这么做,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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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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