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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奇人杨度为了宪政,捉刀代笔做过“枪手”

晚清统治者迫于国内压力,更为维持其统治,最终决定立宪,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完回来写了一份汇报,令人惊奇的是这份汇报竟是有杨度代笔。

杨度在29岁时,被人保荐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考试地点设在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保和殿。时值夏季,来自各省的青年才俊共计186位,端坐在殿内答题。这里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意思。

清廷在“庚子之乱”后,重启新政,戊戌年间被粗暴废除的改革举措大多得以重新执行。慈禧太后西逃回来,打心底里意识到变革的势在必行。要办新政,就得有懂新政的人才——方方面面的事情还不是人张罗起来的?

然而,就在几年前,慈禧太后还是谈“新政”色变。推动新政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头颅在屠刀下滚落;光绪帝也因此被幽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一场短暂而热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谁能料到,短短几年后,大清帝国的政治走向突然急速转弯,重回新政的轨道。清廷一下子感觉到了新式人才的匮乏。传统的科举选拔制度难以满足新政对人才的需求,于是,清廷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

参加特科考试的资格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官员保荐,皇帝亲自批准后,才可以进京考试。杨度是湖南人,保荐他的人却是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而非管辖湖南和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这既是因为杨度早已盛名在外,也反映了当时官员的求贤若渴。

考试的结果下来了,杨度高居榜眼(一甲第二名),状元是广东人梁土诒。杨度和梁士诒后来既是同事又是政敌。后者在辛亥年出任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大臣,参与了逼清帝退位的活动,在北洋政府时期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务总理等要职。当时的主考官之一是湖广总督兼参与政务大臣张之洞,他是很有声望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号香祷,时人尊称他为香帅。张香帅深深地记下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汉族重臣袁世凯联名推荐,使无—官—衔的杨度一跃成为四品京官。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榜眼杨度没有等来封官晋爵的诏书,等来的却是抓捕他的通缉令。原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听闻此次特科考试有维新党人混杂其间。状元梁土诒的名字,被说成“梁(梁启超)头康(康有为)尾”(康有为号祖诒)。当时,戊成年的政治动荡余波末平,慈禧老佛爷依然对康、梁师徒恨得牙痒痒,心里还是很提防维新党人的。于是,一道要求查办的上谕传出,梁土诒、杨度及其他考生纷纷逃离京城。从金榜题名到被朝廷通缉的犯人,只在旦夕之间,命运的跌宕,怎不让人唏嘘喟叹!

犹如惊弓之鸟的杨度悄然乘坐前往天津的火车,去看望驻守在朝阳镇的伯父杨瑞生。杨度逃离北京的第二天,爱才的张之洞就派人去天津请他回京——这可急坏了杨度的家人。他们误以为这是朝廷的追捕。四弟杨敞仓皇之间只得派两名仆人带上盘缠,分别守在北京丰台火车站和前门火车站。

最后,守在前门火车站的仆人等到了杨度。仆人在出站的人流中看见了杨度,急忙冲上前去,将他拉上骡车,送到了不远处的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杨度曾自费留学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来自湖南的黄兴与他既是同乡亦是同窗。杨度与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素有交往。仆人把随身携带的盘缠给了杨度几天后。在使馆人员的帮助下,杨度乔装成日本人,潜出北京,乘轮船再渡东赢。

避居日本求学的杨度潜心研读各国宪政理论,并且通过演讲、辩论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宣传宪政,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宪政专家。1905年,也就是杨度避居日本的第二年,清廷派出了由五大臣领衔的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考察团兵分两路,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的一路考察团途经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是该考察团的参赞,他也是杨度的湖南同乡。早在1897年,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倡办时务学堂,熊希龄就是该学堂的提调(即校长),梁启超则被聘为总教习。那时候,杨度开始对新学感兴趣,他经常去时务学堂蹭课,同去的还有后来的护国战争军事领袖蔡锷。杨度因此与熊希龄、梁启超熟识,他们时常坐而论道,指点江山。

宪政考察团在日本短暂逗留,熊希龄特意找到在此流亡的杨度和梁启超,不是为了叙旧,实在是有要事相托——熊希龄在端方的授意下,请杨度和梁启超做一回“枪手”,为五大臣撰写宪政考察报告。杨度欣然答应,写下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长文。五大臣回国后,杨度的文章如期递送到端方面前,端方阅后,顿首肯定,斟酌润色后,呈送给慈禧太后。第二年(1906年),清廷根据五大臣的报告,下诏预备推行立宪。在内忧外患的合围下,清帝国终于小心里翼地踏上了宪政之路。

1907年10月,对杨度恩重如山的伯父突然病故,杨度潜回湖南奔丧。回到故乡的杨度继续以宣传宪政为己任。12月,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自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他的老师、世称湘绮先生的名儒王闿运(号湘绮)修改了这份请愿书,并联络湖南的名流、士绅,联名上奏朝廷。这算是开了清朝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

三年后,声势更为浩大的请愿活动在京城开展了起来,来自各省的请愿代表齐聚北京,在琉璃厂设立专门的办事处,持续不断地向清廷递交请愿书,恳请清廷从速召开国会。在一次递交请愿书的过程中,十七名学生代表拿出利刃,企图以自杀的壮烈方式表达请愿决心,众人急忙阻止,但还是有两名学生割下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1908年4月,杨度抵京,这位曾遭清廷通缉、与当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无比意外地一跃成为帝国的四品京官!慈禧太后传偷:“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保荐杨度的,正是惜才的张之洞和袁世凯。宪政编查馆设立于1905年,相当于清廷推进宪政的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直属军机处。杨度虽为“行走”,实际上就是该馆的负责人。此后,清廷关于“立宪”的文件,大多出自杨度之手。

袁世凯还为杨度提供了—个出入颐和园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时,他请“宪政专家”杨度前来回答帝国官员们对于宪政的质询。袁氏与杨度一样,坚定地认为大清必须走宪政道路。他之所以如此“别有用心”地安排,是希望杨度借此机会,向帝国官员们宣传立宪精义,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杨度入宪政编查馆三个月后,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十二章六十二条,《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一百一十五条,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地方谘议局。这就相当于各省先行开办地方议会,启动地方自治。在国家议会方面,清廷批准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与之一起公布的还有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该清单从法律准备、选举办法、户籍调查、财政准备、教育普及等方面,制定了渐进式、可操作的政治路线图。这些制度的颁布,杨度是主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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