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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为什么突然向朱可夫祝酒?

在德国,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可谓是一见如故,几乎成为苏、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典范。当然,两国的关系虽未如愿,可二人的友谊还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1945年,战败后的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组成的管制委员会负责管理,朱可夫是这个管委会的最高长官。然而,由于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双方秉承着既合作又对抗的原则,处理战后德国事宜,朱可夫往往处于一对三的局面。

尽管国家间的争执不断,甚至是相互指责,但丝毫不妨碍军人们之间的私下友谊。在德国,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可谓是一见如故,几乎成为苏、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典范。当然,两国的关系虽未如愿,可二人的友谊还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俩人的交往是从相互挂勋章开始的。

战后的德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特别是柏林,全市25万栋建筑,有18万栋被彻底摧毁或成了危楼,市内交通中断,民生设施全部停工,未埋葬的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一副凄风苦雨的景象。朱可夫作为军政一把手,有责任恢复正常秩序。

善于鼓动的朱可夫,自然明白宣传的重要性,恢复柏林广播是他最有成效的举措,广播里不断地播放军管政策和“安民告示”,让惊恐未安的柏林市民走出家门,积极投入到家园重建中去。同时,尽快恢复水、电等民生设施的复工。

同时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粮食运抵柏林,也是恢复正常秩序的根本。在朱可夫的努力下,一个半月后,中小学复课的学校达到580所,甚至有120家电影院正常营业。当然,播放的影片都是苏联的电影和纪录片。

苏联人所做的一切,美、英等国都看在眼里,他们惊讶于柏林迅速恢复正常的同时,也纷纷赞许朱可夫的管理能力。于是,艾森豪威尔等人借签署“四国”共管宣言之际,授予他美国最高军事勋章,这让朱可夫感到十分的惊喜。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二战进行了5年,彼此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但不曾谋面的两人,见面时的第一句话,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你原来是这样”,说完后哈哈大笑起来。也许是“英雄惜英雄”,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都留下了良好印象。

俗话说得好,“有来无往非礼也”。朱可夫将自己授勋的情况,向最高统帅做了汇报,并建议苏联政府也为西方盟国将领们授勋。这个建议得到最高统帅的支持,不仅能拉拢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反苏联的势力是一个很好的回击。

不久,朱可夫亲自来到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授予艾森豪威尔“胜利勋章”。要知道在此之前,苏联从未给外国人授予最高荣誉,而且这枚勋章的价值不菲,它是由五颗红宝石和钻石镶嵌而成,艾森豪威尔对此十分高兴、爱不释手。

然而,美、苏两国关系紧密,有人不高兴。

1945年7月,尽管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相识时间不长,但很快对彼此的真诚和军人的直率所打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向世人展示了两国和谐、密切的关系,也促使了“四国”管制委员会成立初期,合作和友好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不过,这个关系大多还得益于战后不久,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余温未退”,而且使德国尽快的“站起来”,也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同时,西方国家更加希望苏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也不想过早地将矛盾公开化。

尽管如此,朱可夫并不愿意和艾森豪威尔讨价还价,尤其是美、英军队依然在原定苏军控制的地方驻军,他甚至不惜与其“撕破脸皮”,提出抗议。最终,美、英军队撤出了驻军。当然,艾森豪威尔理解他的做法,两人的关系并未受此影响。

还是有看不下去的,那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波茨坦会议期间,他意外地在大选中落败,新任的首相赶到波茨坦取代了他。离别前夕,各国政要都来到他的下榻处参加招待会,算是对昔日的“老朋友”表达一下惜别之情。

招待会上,丘吉尔对朱可夫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杜鲁门和苏联统帅分别提议为丘吉尔干杯,感谢他为英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让所有人惊诧不已的是,轮到丘吉尔时,他突然转向朱可夫祝酒,这种“不合规矩”的举动让人浮想联翩。

作为坚定的“反苏分子”,丘吉尔这一手的用意很“毒”,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反苏”的立场,不愿向苏联统帅祝酒,并提醒西方国家不要与苏联过分亲密;另一方面“拔高”朱可夫,挑拨他与苏联统帅的关系,达到“从其内部瓦解”的目的。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倒是把朱可夫给整蒙了,竟然在感谢时,口误称其为“同志”。这让在场的苏联统帅不以为然,其他的苏联代表纷纷向他投去了质疑的眼光。总之,老奸巨猾的丘吉尔临走前,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这个插曲并未影响俩人的关系,朱可夫一直致力于缓和两国关系。

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中,杜鲁门言语中所表达出的“冷战”思维,让苏联统帅深感加强苏、美关系的必要性,他与朱可夫商量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一事,朱可夫提议由他邀请其参加体育节,在这个敏感期间是比较合适的。

在他看来,由他个人邀请,就不是政治活动,而是以军事活动家的身份来访问,就避免了因国家间的矛盾,出现难堪的局面。同时,通过两位大国总司令在国际上影响力,也表达出友好、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可谓是一举两得。

更重要的是,从他个人来说,更希望这次交往,加深俩人的友谊。艾森豪威尔应邀来到苏联,在朱可夫的陪同下,他在莫斯科红场与苏联统帅一起观看了开幕式,面对欢呼的人群,两人相拥在一起挥手示意,所有的人都认为,美苏关系紧密。

闲暇之余,俩人促膝交谈了很久,从列宁格勒战役讲到莫斯科会战,又从非洲战场讲到了诺曼底登陆,彼此更加的了解和敬重。让他们十分高兴的是,在艾森豪威尔访问期间,日本投降了。这对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可谓是功成名就了。

访问结束后,朱可夫返回了柏林,继续履行苏占区最高军政长官的职责。不久,收到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去美国访问的邀请函,他欣然同意。但一场大病,推迟了访问时间,并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升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艾森豪威尔回国任职后,朱可夫在柏林的工作更加难以开展,在解除德军部队等问题上,同英、美代表进行着反复的斗争。尽管他清楚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并在交涉中,常常处于“以一对三”的不利局面。但他始终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所以说,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个人必先保证国家利益,哪怕是国家元首,也不能随心所欲,甚至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每一句话,办的每一件事,都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可夫无疑是做了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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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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