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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失控”,中国该怎么办?

我们如何应对欧美的“佛系”抗疫,降低输入型风险?

中国即将迎来曙光,海外却在急速恶化。

到目前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积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过中国境内,欧美国家似乎呈现“失控”之势。

让很多中国人费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扩散,而是欧美国家的防控方式:

美国开始麻痹大意,瑞典早早缴械投降,英国居然想用”群体免疫“应对病毒。

这种“佛系防控”不是视死如归吗?

昨天,美联储将利率降到零,释放7000亿美元流动性。美联储和特朗普似乎对经济衰退的担心甚于疫情扩散。

不过,对他国的批评已无法改变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趋势。

当下,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国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打这场疫情防控战,接下来中国再也打不起“武汉保卫战”,不能如此严防死守、长期消耗。

若海外持续输入病毒,中国怎么办?

从欧美国家之前表现来看,他们将新冠疫情当作流感来处理,准备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问题在于,欧美的佛系操作,与中国的管控模式是相冲突的。

首先,利益上的冲突。

不同的管控方法,决定了疫情的扩散程度。中国的办法是打歼灭战,快速消灭病毒,然后再搞经济。欧美的办法是打消耗战,把战线拉长。

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相互关联,海外与中国的抗疫步骤不同、方式不同,就会形成利益冲突。

如今,海外病毒快速蔓延,中国不敢放松,防止输入性风险。这样会影响中国经济恢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交流,影响众多企业生存、工人就业及家庭收入。

其次,这使得中国的防控陷入被动。

欧美国家迟迟不结束战斗,引发输入性风险。这种输入性风险持续的时间、影响的深度,完全不由我们控制。中国的防控便陷入被动:

一是继续严防死守,打响“输入性防御战”;二是与欧美国家的步调调成一致,防控输入的同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能否做到既防控输入性,又能让国内解除警惕,促使经济恢复?

有可能,但是国内各级政府的压力很大。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例输入性病例,地方政府便不敢松懈。

最后,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们花了巨大的代价目的是彻底消灭病毒,没打算与病毒长期作战。中国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经济上的损失,情感上的负担,心理上的压力,国家层面的前途。

过去两个月,全部国人在家禁足,绷紧神经,万众一心,期待胜利。如今,欧美国家这么一搞,感觉我们被耍了,甚至怀疑过去这么紧张是否过度了。

欧美国家冒险打消耗战,中国该怎么办?

预计,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要远比中国更长,感染人数会达到相当的规模。只要一个欧美国家持续扩散,全球就有感染风险,中国就有输入性风险。

如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谁都不愿意,但没办法)。

中国又不能采用美国模式,只能在现有防控基础上进行调整:

第一,相互信任,减少指责,耐心等待。

疫情最开始,欧美国家指责中国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转移到西方国家,中国反过来指责对方的防控措施。在经济学里,病毒传染属于外部性矛盾。

欧美国家最终看到了中国控制了疫情,同时,中国也要相信,欧美国家可以控制疫情。

如今,日本、韩国、新加坡度过了爆发期,他们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

另外,欧美国家发达的医疗技术,不仅有助于他们控制疫情,同时也在困难时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比如瑞德西韦、3M公司。。

如今,与其指责他国,不如提供适当的援助。助人等于助己,海外尽快控制疫情,中国也尽早解脱。

第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鼓励疫苗及特效药研发。

公共卫生及医疗技术,是与新冠病毒打持久战、消耗战的关键。如果我们有疫苗、特效药,或者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就不需要以举国之力打歼灭战,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场让利,放水养鱼。

受海外疫情冲击,中国经济恢复可能比预期更缓慢。为了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减税收免社保、免高速费以及33万亿大基建项目。

但是,大基建、强刺激并不是好的选项。强刺激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引发财富分配不公,破坏市场竞争机制。

相反,政府及国企向市场及时、持续、大规模让利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免税、免社保、免利息的时间;通过政府贴息及担保的方式,向中小企业提供免息、低息贷款。同时,加大对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学会与新冠“共存”。

中国高层说,这次疫情防控,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一次大考。

如今,不管疫苗何时出来,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歼灭战刚结束,消耗战又将开启。

虽然新冠疫情在中国不仅仅是市场风险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如今主要的风险是输入型病例,这其实就是全球化市场风险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人才、商品与病毒高速流通,机会与风险并存,我们不得不学会与风险长期共存,即与全球化市场中的病毒风险、金融风险、交通风险等共存。

打个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机,没有出过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马路杀手”还是撞上了你。虽然你无责,但是你却承担了外部性风险。

兜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经济账本这个问题:如何探索一种适应于全球化市场的国家治理模式。

与病毒长期作战,与全球化市场风险共存,需要激发每个个人、企业、家庭、社区及政府的创造力。激发创造力的前提是明确和保护每个人的权责利,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账本行事。

具体做法是,“减压不减责”。中国需要采取持续的出入境管控措施,严控输入型病例,同时合理降低国内防控级别。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压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御政策。

所以,这时要给地方政府“减压”,但是不能“减责”。怎么做到呢?

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责任尽量划分清楚,不能一出事不分青红皂白地问责,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与病毒长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战时模式,难以为继。政府需要赋予各街道、社区、家庭及个人部分防御权限,同时也划分清楚责任。

当然,这么做只是有限的调整,暂时的应对之策。

若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要应对全球化的金融风险、各种不确定的病毒风险,需要建立一个权责明晰、保护个体、激励创造的制度,即一种包容无数小个体、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的国家治理模式

人类活动,终究是一场集体冒险的旅行。新冠病毒给人类出了一道如何集体行动的大考题。科学的国家治理,则是一种平衡艺术。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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