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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大清国当一个好官?

在逆淘汰的大清朝公务员体系里,要官场得意,就得学会刮钱和油腻。

但凡有清朝戏便会有官。但凡有官,便会有好官和坏官。

一个典型的好官应该是怎样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的说法:「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无论是古代写话本的乡野读书人,还是现代的影视编剧,总会在故事中设定一个符合这种理想的青天老爷,借由他们之手实现理想中的社会正义。

然而,大清国的广大草民对此恐怕并不认同。在真正来自民间、有别于文学作品的谚语中,人们嘲笑道:「当官没好人,好人不做官」。

毕竟,当好人和当好官,完全是两回事。在大清官场上,好人要么变坏,要么就会被逆淘汰涮下去。

文官如何不爱钱?

什么是符合大清国要求的好官?吏部明面上的考核规则大概最能说明问题。

清代的官员考核有所谓四格八法与四格六法之说。所谓四格,第一是操守,第二是才干,第三是政务,第四是年龄。操守清廉、才干有长、为政勤劳、年龄青壮,就是上等人才,可以升官一级。

按道理,朝廷如此重视官员操守,官员们总要作出个清廉的样子,糊弄也得把上级和吏部糊弄过去。然而吊诡的是,清代大部分官员都将此视为空文,一上任就毫不避讳的搜刮榨取。

这是因为,这些铨选规则只是空泛的要求,照着来根本没法活。无论在衙署生涯中,还是升官道路上,只有银子才是硬道理。

整个朝野上下,为公为私,最缺的就是银子。

清代的财政体制被称为「不完全财政」,每年的支出都是按照《会典》和《则例》的明文记载定死的,无论社会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均不得突破法典所规定的支出范围和额度。不管黄河发了大水还是临时用兵,预算就那么多,不能因事设费,因而在制度上存在巨大的财政缺口。

这一制度体现到地方衙门,就是朝廷只负责条例定死的官员俸禄,其余的行政经费一概没有着落,需要地方官自理。

以州县官官员为例,他们是第一级的亲民官员,最主要的行政事务是钱谷刑名两项,也就是缴税纳粮、审断判案两件事。而做这些事都得用钱。

要通知花户纳粮,就需要差役跑腿,如果是下乡收粮,还要差人用车将粮食运回来。如果折粮为银,也要找银匠融碎银铸成整块。审案也是同理。押送凡人,追捕逃犯,走访证人,查验证据,勘验尸体,每一件事都要钱。

办事成本还不是最可怕的。在清代,维持衙门里一整套行政班子的经费,也全要由地方官自己来承担。

光是衙役数目就不少,小县数百人,大县数千人。清代名宦刘衡上任四川巴县之时,县内衙役有7000多人外加他们的妻儿老小要靠他养活。即便在刘衡削减差役人数之后,也还剩100多个人,每年的薪水就不是小数。

除了公家的人,县官自己的师爷、长随、丫鬟、厨子,也都要知县自己养着。

· 正印官基本都要聘请师爷以保证钱谷足额、刑名无错,不被批驳。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邬先生狮子大开口,要价年薪八千两。历史上州县官员的师爷们一年最少也要一二百两

那么,有着这么一大帮人要养活的县官,每年薪水是多少呢?

按照康熙八年(1669年)最终确定下的规定,45两,外加2700斤大米。

这个收入,别说雇师爷长随,就是知县夫妇二人都要节省着花。真正一分不取的官员,收不了粮食、断不了案子,更别说修路、筑桥、建学校、整堤坝、捕盗贼之类公共事务,最后恐怕只得让差役自己养活自己,纵容其勒索草民。

若是更有追求,想要做一番政绩,那更加要学会百般花样变出银子,练就搜刮揩油的本领,精通「刮地皮」。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晚清官场视为人格楷模的曾国藩,为了不给皇帝添麻烦,不惜禁止下属向朝廷奏请拨饷,转头加倍盘剥被战火和水灾蹂躏的江西省,还痛批陈情的地方官是「捏报灾区」。

到了这一步,大清衙门在民间的观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磕头,少说话

真正的一文不取的「好官」,不光在地方公务上被处处掣肘,想要升官更是难上加难。

清代官员的考察主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部分。考核在京官员为「京察」,考核在外官员是「大计」。不管是京察还是大计,官员的升迁都操之于上官之手。

每逢大计时,总督、巡抚会撰写对省级的评语,提交吏部,再由皇帝进行考核。而省级以下官员的考核要次第考察各自属下官员,经过督抚之手上报。

对地方官来说,督抚的一封保荐足以让人飞黄腾达。强势的督抚,如年羹尧,其保举的官员不容吏部干涉,再如曾国藩,一封保举书,就能让左宗棠成为浙江巡抚。

· 左宗棠旧照

如果上官对于下属的升迁如此重要,那利益输送和百般讨好就不可避免了。

清代官场有「三节两寿」的说法,每到此时下官都要多少要「孝敬」一点。所谓三节,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是长官寿辰和长官夫人寿辰。除此之外,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如果上北京一趟,临走告别时还有别敬。

这些半合法的金钱往来对京官尤其重要。冯桂芬曾说过:「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个人生活勤俭如曾国藩,进京面圣之后,也要「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

这尚且是明面上的官场通用规则,如果想要上官的格外青睐,礼节之外的重礼更不可少。如果遇到爱钱的上司,那就更是如此了。

咸丰时期甘肃臬司明绪,除了三节两寿外,还要给自己母亲过两次生日。母亲去世后,借着丧礼,再和各位同僚收一笔丧仪。甘肃总督乐斌给自己家奴娶妻纳妾,也要官场同僚出钱。

一个州县官员,直属上司就有知府、道台、巡抚,有时还有总督。上司之外,还有同僚和不直属的上司,甚至连上司的门房长随也要算在孝敬范围之内。每人每年最少要送五次礼物,这些钱要从哪里变出来?只能「刮地皮」。

光会送钱还不够,想要升官,还得精通宦术,也就是官场成功学。有清一代最通行的官场诀窍,莫过于「多磕头,少说话」六个字。

这句话出自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屹立官场五十载的曹振镛。他官至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成为万千官员仰望的成功案例。一次,门人向他请教多得恩宠的秘诀,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清代京城有人写过一曲《一剪梅》,讽刺以曹振镛为代表的庸庸碌碌的大清官迷,曲曰: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换今天大白话说,要官场得意,就得修得中年油腻。

不料曹公谥号文正,还高于文忠、文恭一等。终清一世,只有八个文正公。另一位著名的文正公曾国藩,也是谨小慎微的人精,足见这六字诀的奥秘。

· 曹振镛画像

当然,一味圆滑油腻也是不行的,该担当时还需担当。

稍好者如胡林翼,和上司的小妾结拜成了义兄妹;差点的,送歌姬舞妓给上司;再不济者,还要送自己的妻妾去上司处「当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写过某候补道台将妻子送去总督家「当差」。时人嘲道:「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银子花了,头磕了,其他马屁也拍好,上官们自然也要照拂下属,多少有替他们「弥缝」的义务。所谓弥缝,就是调和斡旋,设法补救,有时只需寥寥数字就能改变下属的命运。

乾隆时期,云南巡抚推荐他手下的一个道台,推荐语是「老成持重」。在乾隆复查前一位巡抚的评语时,发现对该人的评价是「年老体衰」。年龄大本是大清官员考核中的重要扣分项,该巡抚小笔一挥,便转劣为优了。

两难的朝廷

掌握全国特务系统的皇帝和朝廷,对于普遍的腐败当然不是毫无觉察。

然而,抄一两人的家是容易的,改革财政制度则要动摇国本,朝廷又不能真的逼官员们都去吃土,还仰仗他们办事。权衡之下,只能一年又一年的裱糊过去。

由于财政制度的缺陷和巨大的疆土,大清国年年缺钱,年年亏空。整顿吏治见效太慢,而抄没赃款为国纾困则立竿见影。雍正以后,大清国实际上承认了贪官的普遍存在,甚至把他们当成了提款机。

清朝对「火耗」问题的政策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

所谓「火耗」,就是地方官在每年正常税赋之外巧立名目收的一种手续费。草民纳税用的是碎银子,州县官员需要将其铸整后上交,「火耗」名义上就是是碎银铸整过程中损耗的部分。

·清代银锭,十两和五十两

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借着这个名目,地方官会把本地的行政经费、州县官不够用的工作生活开支、给上司的孝敬都摊进去。各省各县火耗数目并不相同,最高的山东和河南,在正额之外,还要加上八成火耗。

皇帝其实清楚,官员不贪就活不下去了。康熙四十八年的一道上谕写道: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

雍正对此也清楚的很,即位后施行火耗归公,将火耗改为法定税,充当地方行政经费,再匀一点出来发给官员作养廉银。如此一来,州县官员似乎就能脱贫了,也就不用贪污或向民间额外搜刮了。

雍正的做法,常被现代人赞美为用制度建设解决贪腐问题的高明方案。然而与此同时,雍正实行的另一项措施却为贪官网开一面,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埋下伏笔。

《大清律》对贪污罪的惩治本来非常严苛。雍正为了让贪官交钱补贴财政,广泛实行康熙晚年发明的「完赃减等」政策:贪污的官员只要在三年内把赃款全部交出来,就能轻罚轻判。他还大幅提高贪污入刑的门槛,小贪官只要还钱,就不会被问罪。

雍正年间的贪官没有一人被杀头。就连侵贪450万余两,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被特旨释放了。结果,贪污蔚然成风,对贪官的罚款成了朝廷的公费来源。

乾隆即位初年,发现竟然有京官为了交罚款,把自家房子都卖了的。没了钱,继续捞就行。

乾隆对雍正对贪污犯的宽纵深感诧异,决议废止「完赃减等」,在位时期因为贪污杀了二十多个封疆大吏和无数州县官员,数量为历朝第一。然而,杀人并没能解决问题。

·乾隆画像

为了继续补亏空,乾隆皇帝乾纲独断,将本来用于本省地方公费的火耗统一由中央统筹,转调他省,又要求官员们交出养廉银用于赈灾。搬东墙补西墙到这份上,雍正的养廉计划已全面破产,大大小小的官员又回到了不搜刮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言,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贪墨大吏,日甚一日。嘉庆皇帝即位后,面对垮塌的吏治和空虚的国库,只得再次恢复了「完赃减等」,在艰苦的整肃吏治和现实的拿钱放人中选择了后者。

对朝廷来说,官员队伍里混入了庸人、蛀虫,虽然是违反圣人之道的政治不正确,但年年都会爆发的因旱涝饥荒、四方兵灾、大建宫殿造成的财政短缺,才是头等大事,才是最现实的危机。

节流节不下来,就只能开源;开源又没有现代财税或金融手段,只好走上买官卖官的老路。

自清初以来,每次朝廷缺钱,就会特开捐纳,科举考不过的人只要交够钱,就能成为候补官员。如咸丰十年,捐到福建候补道台的陈淮汉原本是个茶行伙计。他的弟弟陈翀汉,因为斗殴结仇在广东呆不下去,竟也跑到福建捐了个候补知府。

· 同治年间捐九品官衔的收照

这不由得让人替朝廷操心:只要捐钱就能当官,那读书人还考什么科举?那不得满街洪秀全吗?

好在,朝廷对考上科举的人才也是公平的,捐纳面前人人平等。那些本已经有功名的进士、举人或在职官员,也可以通过捐纳,加快自己获得职位的速度,甚至获得更高官职。

那些苦读多年、等着论资排辈晋升的进士、举人和在职官员,为了不被其他交钱的人压过一头,也只得纷纷解囊捐纳。动辄千百两的经费出自何处?自然只能动歪脑筋。

太平天国之役后,清代145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中,有53万是新近捐纳,占总额的36%。官员如商人,官职如买卖。到这时,升官已经成为了比拼底线和良心的战争。

此时的大清朝廷,还在吹嘘自己实现了「同光中兴」。然而等到天朝画皮撕破,财政彻底溃烂,逆淘汰恶果显现之时,满朝庸碌之辈已然无力回天了。

参考文献:

[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孔飞力:《叫魂》,三联书店2012年版。

[4]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5]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李乔:《话说清代的「宦术」》,2017。

[7]何平:《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引发的危机》,2020。

[8]林乾:《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2017。

文|闻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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