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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中国的城市一直给人绿化稀少的印象,但全国城市人均绿地面积超过了罗马、巴黎。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城市绿地多吗?

从数据上讲,还不错。《2013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中,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181.2万公顷,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26平方米,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39.59%和35.72%。

如果算人均面积,北京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0平方米,上海市则为12.4平方米。放在世界主要城市中,虽然排名不高,也稍强于罗马、巴黎。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世界主要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但如果身处国外的城市,哪怕仅仅观看城市的影像,都能感受到中外城市绿地的巨大差距。为什么会出现统计数字与直观感受间的偏差?是我们感觉错了,还是另有原因?

【东京绿地和北京绿地】

首先,各国在分析和统计绿地时所使用的标准不同。

绿地(green space)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西方的城市规划中,更多地使用开放空间(open space),其内涵根据各国法律和学术规范略有不同。如杂草荒地在英国被计入开放空间,美国则不包含。

中国的绿地标准师承于苏联,但并非完全照搬苏联模式。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苏联《绿化建设》与中国《建筑工程部关于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城市园林绿地的分类

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以三项指标来指导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城市人均公共(园)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绿地率。虽然这三项指标指向不同又有所重叠,但在关于绿地的认定上,最严格的则是城市人均公共(园)绿地面积,是现在的主要衡量标准。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鸟瞰莫斯科:成片的绿地以及浓密的宅间绿化,具有明显的苏联规划特征

不过,相对于另一项统计口径——“人均”,评价标准差异造成的影响着实有限。

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包括户籍人口与常驻人口两套口径。虽然自2006年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要求以总人口(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为分母计算,但在实际中,许多城市仍然按照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比如北京,其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计算口径仍为户籍非农业人口,对于一个暂住人口占常驻人口约1/3的城市,绿地数据优于罗马、东京也就可以理解。

但是,如何解释北京、上海很难看到绿地,而人均绿地很低,罗马、东京则不然?或许公园大小、数量和分布是最重要的原因。

东京的上野公园是全日本最大的公园,占地面积52.5公顷,但与北京的城市公园相比,只能算中小型:1200公顷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350公顷的圆明园、290公顷的颐和园、289公顷的朝阳公园、273公顷的天坛公园、136公顷的玉渊潭公园都比它大出数倍,即使较小的北海公园(71公顷)也远比上野公园大。

东京与西方城市一样,绿地主要是由大量3公顷以下的社区公园构成,它们均开放地分布在居民区和商业区,而中国城市几乎没有社区型公园。除上海外,城市公园占地面积多在10公顷以上,而且中国城市越来越倾向修建大公园。

所以,账面上虽然北京比东京人均绿地还要多一点儿,但北京人如果不特意跑几公里去逛公园,他们很难看到平均到自己头上的那块绿地,而东京则遍布着无数社区公园,稍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块绿地。

中国绿地不但远离居民社区,而且分布极不均衡。绿地多集中在开发成本低的新城区,老城区不但绿地极少,而且正在逐渐消失。住在北京南城的居民,显然比新城区的居民,人均绿地和“绿地感受”的落差更大。

上海的情况更糟。市中心的静安区,2015年规划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将达到1.44平方米——不到今天上海人均绿地面积的1/8。而在2004年,浦东新区的人均公共绿地就由1993年的0.54平方米增长到了24.5平方米,静安区的上海人要看绿地得去浦东。

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如此,即便是绿化率很高的广州,也很难看到绿地,由于广州的绿地主要集中城区北部的几座山上,人们很难相信广州的绿地率居然与城区处处皆绿地的新加坡接近——如果不考虑统计指标和口径的区别的话。

【从来就没绿过】

绿地是现代城市的产物。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卫生、环境严重恶化。183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准许用税收建造城市公园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以改善环境卫生,保障市民健康,提供休闲游憩场所。

1949年前,中国的城市工业非常薄弱,加之连年战争,城市绿地一直发展缓慢。其时,最为发达的上海人均绿地仅0.13平方米,约一张A3纸大小。

1953年后,中国的城市开始学习苏联,全面建设绿地,除了花园、公园,还关注居住区绿化,特别强调街坊绿化。

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居住区绿化模仿法国古典式样,但几何图形的布局很快被“走捷径”的居民“犯禁”破坏——这在今天依然未有根本改观,宏大的景观设计,往往要靠“小草青青,请勿踩踏”的谆谆教诲来维持。

但城市绿地建设很快被迭起的政治运动破坏。文革时,公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遗老遗少的乐园”,在“破旧立新”口号下,砸盆花、铲草坪、拔开花灌木,为了“结合生产”,一些公园被改造成了果园,更多的公园则被企事业单位所占用。

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底全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只及1959年的一半,1978年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只增长到0.47平方米,几乎抹平了学习苏联的成绩。中国城市从来就没绿过。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北京中山公园里为响应毛主席“今后庭院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而栽种的柿子树

今天中国城市绝大部分绿地都建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以北京为例,2000年以后增长的人均数值比前二十年都多。

与绿地最直接相关的不是一个城市经济总量,而是其财政收入。1977年—1987年间,北京的GDP翻了3倍,但地方财政收入仅增长了26%,这严重影响了市政建设的能力。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

2000年这个时间点和另一项重要政策相关——住宅商品化。土地出让收益推动大规模的新城建设,激发了政府和开发商建设配套绿地的热情——由于新区建设绿地的成本远远低于老城区,它不但利于土地增值,而且政绩考评时,新城区的绿地可以平均到老城区居民头上。

【绿地多寡看书记】

由于中国各地气候差异,官方在评选“国家园林城市”时,专门根据地理气候差异制订出了不同标准。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

园林城市基本指标表(节选)

然而,中国一个城市绿地面积多寡,气候因素往往来得远不及领导意志更重要。

在《2011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同属于广东的普宁、廉江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0.73㎡、36.47㎡,位列倒数第二和正数第二。而降水量较低的内蒙古,乌兰察布、鄂尔多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32.78㎡、26.39㎡,皆在北京、上海的两倍以上,高出包头、呼和浩特10㎡以上。

属于极干旱荒漠气候,年降水量不足40㎜的新疆图木舒克,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25.80㎡。在中国,如此大跨度的数值差异只有行政力量能办到。

领导偏好的影响还体现在绿地的质量。由于投入成本的显著差异,城市绿化时选择何种树种,甚至是种树还是种草,都是大有讲究。

1990年代,大连为了快速绿起来,大力推广种草,一时间该草被称为“熙来草”,后有人撰文《薄熙来为何种草不种树》分析批评道,当时大连提出的2010年绿化覆盖率任务,若选择种树,恐怕要2050年才能实现,“而种草则仅仅需要一天的时间把培育好的草皮铺上即可”。

作者显然低估了行政的力量。

种草书记到了重庆后,对市树黄桷树颇不满意,2008年提出“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于是黄桷树改为高大上的银杏树。但种树并不需要十年,逾2千万棵银杏直接自山东、江苏等地采购,像铺草皮一般的种树方式,令全国银杏树价格短时间内上涨了五六倍。

但重庆土壤条件不适合银杏栽种,加上移栽方式不科学,高价购买的树苗成活率并不高。潼南工业园区的银杏树极少存活,渝遂高速公路潼南段耗资上千万元栽种的银杏树死了一半。

中国城市的绿地去哪儿了?某苗木基地生产供应重庆银杏

“十年树木”的老话显然需要改写。

2012年,青岛市花费40亿元打造“国家森林城市”,第一个月就种下了180万棵树,为了给树苗腾地方,无数草坪被拆毁。一些民众并不满意,但也许他们该知足——相对于100余座人均绿地少于8㎡的城市,青岛领导已足够大方。

文/杜之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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