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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同性恋的人,是害怕自己也变成同性恋吗?

日剧《昨日的美食》尽管总体基调轻松甜蜜,但剧中也戏谑地涉及了许多同性恋面对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毫无理由地憎恶着同性恋呢?

又到了6月同志骄傲月。

最近,我沉迷于一部美食新番《昨日的美食》。一开始,我是冲着美食去的,但逐渐地,我被剧中主人公的温馨恋爱日常打动了。

理发师矢吹贤二性格乍一看大大咧咧,毫无芥蒂地对客人出柜、透露自己是“攻”,但也会贴心地给男友准备礼物;律师笕史朗认真内敛,精打细算到几乎抠门的地步,怒斥男友买的哈根达斯太贵,为了两人攒养老金操碎了心,努力用最少的钱做出一顿顿美味料理。

尽管总体基调轻松甜蜜,但剧中也戏谑地涉及了许多同性恋面对的现实问题。比如始终无法从家人那得到理解,比如如何赡养老去的父母,比如在日本要成为伴侣的养子才能全部继承财产,比如来自他人的没有恶意却令人哭笑不得的误解。

(认为两人都是同性恋便能做朋友,就好像认为都是上海人便能做朋友一样)

好在,不论遭遇了何种困难,贤二和史朗总是彼此支持和理解,最终回到餐桌前,享用充满爱意的晚餐。而我也在屏幕外快乐地吃着两人的狗粮。

前两天,有位男性网友想看日剧,我把这部剧推荐给了他,而他的评价透露出强烈的厌恶。他说每当看见同性恋人互相表达爱意,就感到无法忍受的不适。并且发了几千字的私信向我咒骂同性恋有多恶心。

我希望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反感同性恋。在举出了几条对同性恋的错误认识并被我反驳后,他坦言:“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讨厌他们。如果他们敢出现在我面前,那我见一个打一个。”

这让我很好奇,为什么有的人会毫无理由地憎恶着同性恋呢?

同性恋恐惧,或“恐同”,指的是对同性恋或其他性少数群体抱有强烈的负面情绪,包括憎恶、讨厌、仇恨、幸灾乐祸等等。与一般反感同性恋的人们不同,恐同者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相当激烈,有些还会做出极端行为,如杀伤同性恋者、极度支持歧视性政策、叫嚣剥夺人权等等。

除了受到宗教或社会文化影响外,恐同的背后也有个人因素:

a. “恐同实深柜”,不是无稽之谈

提起恐同,许多人第一反应是“恐同即深柜”。确实,“表面上恐同,却被发现其实是同/双性恋”的新闻屡见不鲜。例如,多年来提供“治疗同性恋”服务的医生Melvyn Iscove因为性侵害两名同性病人被起诉;美国最大反同性恋团体的主席Alan Chambers出柜,宣布多年来仍爱着男人;反对同性恋婚姻、提倡传统家庭的共和党人Steve Wiles被发现曾是变装皇后,化名“莫娜·辛克莱尔小姐”。

神情妩媚的Steve Wiles

研究中也发现了恐同者受到同性性吸引的现象。1996年,Henry Adams博士和同僚们用问卷筛选出35名男性恐同者和29名男性非恐同者,两组被试分别观看了同性和异性的色情录像。结果发现:在观看同性色情影片时,恐同者生殖器的勃起程度要大于非恐同者。(Adams, Wright & Lohr, 1996)

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仇恨是内在自我斗争的反映,深柜恐同者恐惧的不是同性恋,而是自己会变成同性恋。弗洛伊德将这种防御机制称为“反向形成”(Formation Reaction),即当人们不接受某种冲动和欲望,便会站到它们的对立面去,来回避内心冲突和外界威胁。深柜恐同者会排斥同性恋者,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不断地逼迫他们直面真实的愿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恐同者的负面态度尤为激烈。反向形成的特点之一是强制性,用反向形成来自我保护的恐同者在表达自己的情绪反应时不肯有任何偏移,Ta的仇恨和厌恶是僵化而生硬的,不能有任何变化,仿佛只要Ta对同性恋者稍有善意,其竭力隐藏的一面就要暴露出来。(Hall, 2016)

另一项研究显示,深柜恐同的出现可能与严苛的家庭教养有关。与坦诚接纳自己性向的人相比,隐藏自身性向的人更有可能有一个威权的、恐同的父亲。威权式的家长不容许孩子违背父母的想法,喜欢强硬地向孩子灌输见解。久而久之,孩子形成了条件自尊(contingent self-esteem),将自我价值和外在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果父亲不爱我,我就是坏孩子”。于是为了得到家长的爱,孩子不得不隐藏真实的性向。(Weinstein et al., 2012)

当然,“恐同实深柜”只是部分现象,它不能解释所有恐同的原因。

b. 厌女导致恐同

厌女会导致男性厌恶(男)同性恋。厌女男蔑视女性价值,认可男高于女的差序,并通过对女性特质的贬低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男男性行为的存在提醒着厌女男:男性也有可能会被插入、被支配,处于所谓“女性位置”上。

主体地位模糊所带来的威胁,使得厌女男更激烈地排斥男性同性恋,通过将对方贬低为“非男人”,驱逐出群体,来维护“真男人”群体的“高等地位”。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男性的恐同程度要远高于女性。而且,比起女同婚姻,男性会更加不接受男同婚姻。(Moskowitz, Rieger & Roloff, 2010) 也许因为女-女婚姻的存在并不会挑战男性对自己地位的认知。有些厌女男性甚至不把女同的婚姻当一回事,将女性同性恋的结合视作“两个宠物的小打小闹”。

c. 恐同可能是因为对恶心过于敏感

研究发现,恐同者拥有更高的“恶心敏感度”(disgust sensitivity),他们比一般人更频繁、更强烈地产生恶心的感受。(Inbar et al., 2009)

恶心是一种古老而基本的情绪,它的作用是让人们远离或吐出有毒、有病的人事物。当人们感到恶心时,人们会更倾向于远离或隔绝“非我族类”,因为陌生的外类群体(outgroup)意味着未知的感染风险。尽管可能误伤,但消除风险带来的收益要远高于损失。越是平时不会接触的外类群体,越无所谓将他们排除。

情绪的影响很强大。即使是短暂的恶心,也会让人们暂时变得更排斥同性恋者。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们暴露在难闻的气味下,不论他们原本是保守派(偏向于不支持性少数权益)还是自由派(偏向于支持性少数权益),他们都觉得对男同群体的温暖感下降了。(Inbar, Pizarro & Bloom, 2012)

因此,也不奇怪为什么恶心敏感度高会导致人们变得恐同。长期容易感到恶心,使得人们形成了不欢迎性少数群体(“异类”)的强烈倾向。

当然我们也要能够意识到,对于同性恋的恶心反应也并不是人们与生俱来,而是社会构建的二元性别话语有关——社会为了维持繁殖的秩序,把男女两性互相吸引设定为不可质疑、无需证明的“前话语”。人们才会对不符合这一规则的事物感到恶心。

恐同者时常会宣扬他们对同性恋的错误认识,比如:

迷思一:“同性恋是西方世界传来的富贵病”

事实上,同性恋现象并不独属于西方,它在多种时期、文明中都存在,包括古代中国。

同性恋也不是疾病,早在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常委会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CCMD-3)已将同性恋从“病态”中划除,认为只有当一个人不接受自己的性倾向而产生心理或行为障碍时,才需要被治疗;治疗的对象并非性倾向,而是内心的痛苦。这些痛苦恰恰是社会和家庭的恐同氛围造成的。

此外,同性恋也不是富人的特权。只是由于贫困人群中的同性恋缺乏话语权,他们的需求和生活情况一直被忽略。

迷思2:“同性恋可以通过扭转治疗,变回异性恋”

事实是,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精神病学会等权威组织指出:任何试图改变个人性倾向的治疗,不但被证明无效,还会导致参与者自我厌弃、焦虑和抑郁,“治疗”不但严重威胁了参与者的身心健康,也侵犯了他们的尊严和基本人权。(PAHO/WHO, 2012;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那些经过“治疗”看似改变了性向的人,或是隐藏了真实的自己,或是与异性伴侣共谋(如形婚),或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双性恋者且恰好遇到了心怡的异性。

迷思3:“人会爱上同性是因为缺乏和异性的美好性体验。只要让他们和异性上床,就能治好他们”

既然异性恋无法通过和同性上床变为同性恋,反之亦然。有些双性恋者同时拥有与同性和异性的性体验,也没有变成异性恋。

迷思4:“媒体中出现同性恋会教坏小孩,会鼓励孩子变成同性恋”

异性恋者不会因为看见同性恋信息就改变性向。就像同性恋者从小到大看着新闻、电视、电影中的异性恋情节也没有变成异性恋一样。爱慕同性的人看似变多,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比过去开明,让同性恋和双性恋们更敢于向他人出柜;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更多人不再“孤陋寡闻”。

迷思5:“同性恋会性侵儿童,不能让他们当老师”

事实上,大多数性侵儿童的罪犯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性侵了同性别的儿童。因为罪犯侵犯儿童的动机并不是性欲,而是渴望控制和展示权力。(Kort, 2016) 他们作案时考虑的也不是儿童的性别,而是犯案能有多容易,因此,亲属犯案占了儿童性侵案的主流,而研究了儿童性虐待的Carole Jenny教授指出,孩子被异性恋亲属性侵的可能性,比被同性恋亲属性侵的可能性要高出一百倍。(Jenny, Roesler & Poyer, 1994)

大众之所以有“同性恋=儿童性侵罪犯”的印象,是来自媒体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心理学家Anna Salter指出,当一个男人侵犯女孩时,报道中会将罪犯称为“恋童癖”;但当一个男人侵犯男孩时,报道就把他称作“同性恋”。(Kort, 2016)

迷思6:同性恋当不了好家长,他们会影响孩子的性倾向

事实上,在抚养孩子方面,同性恋家长和异性恋家长一样好。

在综合了大量研究后,美国心理学会得出结论:在同性恋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心智发展、适应能力和总体健康水平与那些异性恋家庭中的孩子一样。甚至一些研究表明,同性恋家长的教养技能更好。

研究同样发现:无论是由同性伴侣还是异性伴侣抚养,孩子是同性恋的概率是一样的;同性伴侣养大的孩子,也并没有更多地经历对性向和性别认同的困惑。(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Council, 2004)

以上是恐同者常见的迷思与对它们的反驳。然而,尽管指出迷思中不合理的地方,一部分恐同者仍然不会改变对同性恋的观感,这是为什么呢?

把事实摆在恐同者面前,也未必能改变恐同者的立场,因为一些恐同者对同性恋的排斥,基于的是自身情绪,而非推理和反思。情绪会扭曲人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比如,恐惧情绪会使人们厌恶潜在风险,并夸大对象的危害程度。因此,在恐慌情绪的影响下,恐同者很难依照事实客观地看待同性恋群体,他们更倾向于夸大同性恋带来的危害。

而且,这些情绪会绕过意识,使得人们很难察觉它的影响,认识不到自己的许多想法不是事实,而是对情绪合理化的扭曲产物。在恐慌中,恐同者对想象出的危害深信不疑。

一旦偏见形成,人们会下意识地用情绪应对他人的辩驳。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听到与自己偏好相矛盾的描述时,他们会想一个离奇、夸张的理由合理化自己的偏见,在此过程中,被激活的是大脑掌管情绪的区域,而不是掌管推理(reasoning)的区域。所以,如果无法认识到情绪影响,用思考分析替代情绪反应,恐同者很难看到自身想法中的漏洞。

此外,研究发现,越恐同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越差,这可能阻碍了恐同者的反思。认知能力指的是一个人获得知识、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能力,认知能力较差的人不愿意接触新知识,也更乐于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因为他们不擅长处理新信息带来的冲击。这导致了恶性循环:越是回避新知识、越是不去和自己恐惧的同性恋群体接触,恐同者就越缺乏机会认识到原有观念的问题。(Perales, 2018)

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疾病,更不是一种“变态”。他们只是一群人群里占少数,刚好跟主流有些许不同的人类。他们和我们在人类这个纬度上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你是一个性少数同盟者(即便你自己是一名异性恋者)面对极端恐同者,我们可以:

1.尽量发声,去反驳恐同言论,去表达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即使发表言论的人未必会改变,但你也许能影响到并不坚定恐同的旁观者。而且,让人们更多地接触性少数群体的相关信息,可以减少因陌生造成的恐惧。

2.尝试激发对方的同理心,引导恐同者认识到:换一个环境,他们同样可能属于“少数”、“边缘”群体。一个常见的方法是,将恐同言论替换成种族歧视言论,如“同性恋不要太张扬”替换成“黄种人不要太张扬”,会让一些人意识到自己话语中对性少数群体的压制。

3.这也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说正确的话。

我们可以表达愤怒和反对,但不要发泄愤怒和反对。我曾在后台看到一些支持平权的朋友,尽管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初衷,但当他们也用偏见、情绪、侮辱甚至谩骂来维护自身的立场的时候,我深深担忧他们的行为早已偏离了自身的立场。

恐同者的情况提醒着我们情绪和偏见的力量,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们同样受制于此,会因为情绪去排斥和伤害一个群体,并给自己制造理由。

我们可以用理性、不做人身攻击的态度,坚定地表达我们的反对意见。我们作为支持平权的一方,更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我反对的是ta的意见,但我仍然尊重和誓死捍卫对方作为一个人类的权利。

要知道,很多时候说正确的话很容易,坚持用正确地方式去说却很难。

最后,在这又一年的同志骄傲月里,祝愿所有人,无论性别性取向,都能找到自己的所爱,找到自己理想的关系模式,找到由自己定义的幸福。

KY作者 / 隋真

编辑 / KY主创们

Reference:

Adams, H. E., Wright, L. W., & Lohr, B. A. (1996). Is homophobia associated with homosexual arousal?.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5(3),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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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C. S. (2016). A primer of Freudian psychology. Pickle Partners Publishing.

Inbar, Y., Pizarro, D. A., & Bloom, P. (2012). Disgusting smells cause decreased liking of gay men. Emotion, 12(1), 23.

Inbar, Y., Pizarro, D. A., Knobe, J., & Bloom, P. (2009). Disgust sensitivity predicts intuitive disapproval of gays. Emotion, 9(3), 435.

Inbar, Y., Pizarro, D. A., & Bloom, P. (2009). Conservatives are more easily disgusted than liberals. Cognition and emotion, 23(4), 714-725.

Jenny, C., Roesler, T. A., & Poyer, K. L. (1994). Are children at risk for sexual abuse by homosexuals? Pediatrics, 94(1), 41-44.

Kort, J. (2016). Homosexuality and Pedophila: The False Link. Huffpost.

Moskowitz, D. A., Rieger, G., & Roloff, M. E. (2010). Heterosexual attitudes toward same-sex marriag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7(2), 325-336.

PAHO/WHO. (2012). ‘Cures’ for an Illness that Does Not Exist. Position Statement.

Perales, F. (2018). The cognitive roots of prejudice towards same-sex couples: An analysis of an Australian national sample. Intelligence, 68, 117–127.

Weinstein, N., Ryan, W. S., DeHaan, C. R., Przybylski, A. K., Legate, N., & Ryan, R. M. (2012).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discrepancies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xual identities: Dynamics of self-acceptance and defen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4),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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