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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朝灭亡了,人们还是不肯剪辫子?

「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时,曾强迫民众「剃发留辫」,酿成许多血案,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

有没有辫子,始终是有清一朝,衡量汉人是否归降、是否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

按照一般想象,这种屈辱性的标志物,在清廷灭亡后,民国政府已宣布了「剪辫令」之时,自会被民众迅速抛弃,成为历史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许多民众不愿剪辫子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

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①

· 清中期的发式,仍较接近清初的「金钱鼠尾」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

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

「(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②

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

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

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

「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③

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④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

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

「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⑤

在上海,《申报》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讽本地风俗:

「上海地面却有三样东西出产的顶多。是别处少有的。……那就是车子(人力车)、辫子、婊子。」

在北京,鉴于留辫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1914年7月,内务部不得不再次发布「剪发六条」,规定:凡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其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之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用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但直到1928年,北京仍尚有4689条辫子未剪。

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存,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⑥

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⑦

· 清末的这种发式,放在清初是要问斩的

历史的遗忘与美化

1912年前后,某些了解清朝历史的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但到了1914年、1918年、1923年,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还到处都是辫子,就已非「担忧清廷复辟」所能解释了。

同样,这种固执也很难被完全归因为「生活习惯」。

众所周知,「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乃是留辫之人日常生活中极大的痛苦。1912年,梁实秋的父亲给全家人剪辫子,梁非常开心,缘由正是「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但梁的「二舅爹爹还忍不住泫然流涕」,这眼泪显然非是为「生活习惯」所流。

「薙发令」这段历史已被彻底遗忘,是民众不乐意剪辫子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对清初的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被当局用严密的文网层层遮蔽了起来。

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初历史。

「薙发令」又是其中的重点规避对象。

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对「发」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语如「一发千钧」,更是极为敏感,「因为它令人产生一种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薙发』政策的不满」。

清廷花了八十余年修纂《明史》,但这部巨著「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这个词。⑧

「千钧一发」这个词都找不到,当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发令」这段历史。

事实上,经过近300年的遗忘,到晚清,这段历史已仅限于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当中流传。

清廷也有意淡化这段历史,默许臣民的辫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发令」,本只允许脑后留一小绺头发,名曰「金钱鼠尾」;至清末,则已允许保留较多头发。一般无知识的普通汉人,则「已将剃发留辫当成自己民族固有的习俗加以遵行和维护」。⑨

据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这段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用割辫子的方式,来对「革命」表示抗议。⑩

章太炎在晚清阅读通行本《日知录》,曾惊讶发现其中无任何华夷种族之说,直到「原抄本」出现,才明白通行本不但经过官方删改,民间私人之删改比官方还彻底,倘「原抄本」佚失,则删改内容连带删改之举,皆将被彻底遗忘。

钱穆生于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钱穆是幸运的,他的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

不过,若只是「遗忘」,还不足以解释那些对「剪辫令」的暴烈反抗。

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

这种暴力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

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遗忘了辫子的由来。文字狱再严酷,也不可能杜绝民间所有禁书。嘉庆之后,文网渐宽,很多康雍乾时代足以导致杀头族诛的禁书,获得了重刻的机会。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重刊过王夫之的著作。李慈铭这样的学者,也有机会通读《扬州十日记》。

及至晚清,革命党重新发掘清军入关暴行,将之广为传播,以激发「种族意识」,使得辫子所承载的屈辱史,更容易进入读书看报的知识分子耳目。

但很多了解辫子往事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梁鼎芬、辜鸿铭,仍选择在共和时代继续留辫。

这种「清醒的固执」,显然也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认同,实是一种认知的异化。康雍乾三代,文网密布百余年,知识分子于战战兢兢中学会了如何自我审查: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历史地理工具书,但对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一个字都没有写,这是学者的自我审查;

内廷剧目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这是演艺界的自我审查;乾隆做皇子时,其史论写作集中于汉唐宋,而从不涉明清,这是皇室的自我审查;

《明史》案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刻板紧急将「明史」二字挖去,这是出版界的自我审查;

孔尚任《桃花扇》里用流寇代替清军,李渔《巧团圆》里把掠夺妇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军,这是文学界的自我审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自我审查久了,修改「内心的道德律」,来和外部世界达成「和解」,就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解脱之道。

乾隆时代,曾静曾以「理气之分」来抨击清廷,说什么汉人生于中土,禀气较纯,故生而为人;夷狄(女真)生于边陲,禀气不纯,故生而为禽兽。

到了晚清,这套「理气之分」的理论,却反成了知识分子维护清廷的工具,郭嵩焘出使英伦,考察其「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表达了赞赏之意,却遭同乡王闿运 的激烈批判。王依据「理气之分」理论,断言洋人连「人」都算不上,只能算「物」,其文明不过是「通人气则诈伪兴」。

与抽象的「华夷之辨」相比,血淋淋的「薙发令」,粉饰起来要困难得多。不过,也并非没有办法。

把辫子推为「国粹」的辜鸿铭,曾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明知辫子承载着一段黑暗的历史,却仍选择了认同和保留:「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

太平天国对「辫子」的恨,成就了辜鸿铭对「辫子」的爱;太平天国「丑陋的长毛」,让辜鸿铭不惜美化脑后的「辫子」。后一段黑历史,洗白了前一段黑历史。

不过,以黑洗黑终究不是正道。事实也正在证明,以历史攻击现实,并不能鼓动所有民众抛弃辫子。更加博大广阔的视野,才能让人们幡然醒悟,自觉剪辫。

1911年4月,大清「海圻」号军舰奉命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庆典,管带程璧光召集舰上三百余名官兵训话,集体剪去了辫子,理由正是:

「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形象为甚。」

· 民国建立后,剪辫子没有变成民众普遍的自发行为,只能依靠政府强制


参考文献:

①梅兰芳,《梅兰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P89-90。

②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年2月9日。收录于《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84,P443-445。

③代领事史密斯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1月20日。收录于《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1984,P231。

④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

⑤《胡绍之等致胡适的信》,《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22页。

⑥阎锡山,《呈大总统筹补山西人民生计,先办六政,特设考核处暨办理情形文》,1918年5月25日。

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气象出版社,2013,P412;P407。

⑧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385。《清实录》中仅不慎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

⑨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

⑩金满楼,《门槛上的民国》,新星出版社,2013,P250。庄士敦的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王汎森也同样认为:当时,「不只汉人不清楚明代历史的真相,满人对自己的历史也不清楚」。

钱穆,《师友杂忆》,东大图书,1983,P34。

王霞亭,《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1辑》。

《张文襄幕府纪闻·不排满》,收录于《辜鸿铭文集》,海口出版社,1996,P413。


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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