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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的国家如何实现政治赶超?

现代化发轫于西欧却传播于全世界,以其巨大的力量裹挟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共同体,并将其置于一种相似的地位,即“后发展国家”。

发展的政治

现代化发轫于西欧却传播于全世界,以其巨大的力量裹挟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共同体,并将其置于一种相似的地位,即“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只是对特定国家所在的发展阶段和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位置的一种笼统描述,其实不同的后发展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经济表现,戴维·瓦尔德纳的著作《国家构建与后发展》为解释后发展国家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新颖的见解。

瓦尔德纳具体考察了土耳其、叙利亚、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历程,他的分析发现,尽管土耳其、叙利亚、韩国都属于“后发展国家”,而且都试图利用战后的发展机遇,但是经济增长现象的背后三个国家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别。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制造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工业化程度与韩国相比已经远远落后,甚至可以说起初微不足道的差距已经扩大成为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韩国不仅在制造业产出、产业多元化和工业增长方面超过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即使在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部门时,韩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出现这样的发展差异的原因何在呢?瓦尔德纳认为发展存在固有的集体困境,不同的国家解决集体困境的能力不同,因而发展自然呈现差异;国家解决集体困境的能力,受制于国家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型过程中精英之间冲突的程度,不同程度的精英冲突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政策。

发展意味着经济结构和过程的变化,这种变化提高了创造价值的能力。可以将发展变成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它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创造人均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的新投资,部门和产业关联的建立,任何既定产业部门中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向较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涉及其中每个层面的变化,如果不能按照发展的多维层次前进,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持续的繁荣无异于以沙建塔,其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发展有其固有的困境,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克服困境实现多维度的发展。

发展中的困境早已为很多学者所注意到,奥尔森有意识地针对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念,认为个人的理性行为将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他在探源国家兴衰时就认识到经济的增长、效率的提高、普遍的繁荣对社会成员而言是普遍有利的,然而多数社会成员或由其组成分利集团,不是选择将增长的财富投入发展,而是选择将增长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于是国民经济将不得不停滞下来。为何社会成员会做出此种集体非理性的选择?投资于发展总不免存在风险,其关键点是不能预料自己能否以及何人将会获得收益,特别是其他人能够在不承担风险或者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收益,甚至可能比那些承担了风险和成本的人收益更大,因此理性行动的个人自然会避免从事有风险但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瓦尔德纳将后发展国家遭遇的发展中的集体困境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另一种是卡尔多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是诱导资本家对新项目进行投资的难题,解决这种集体困境会带来粗放型的增长;卡尔多集体困境是使现有的工厂更有效率并在产品周期中向上爬时遇到的难题,解决这种集体困境会带来集约型的增长和创新。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解决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但是两国对格申克龙集体困境的解决是以加剧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的,但是韩国政府则成功地应对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因此韩国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一跃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而土耳其和叙利亚则陷入发展困境,难以实现国家的长足发展。

同是后发展国家,何以在解决发展中的集体困境时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基本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后发展国家的国家制度能力和政府政策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一定的国家制度能力和政府政策构成了区分后发展国家类型的基本尺度。土耳其和叙利亚属于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所谓早熟的凯恩斯主义意指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初期之时就已经执行了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政策;韩国则属于发展型国家,此种类型的国家执行低水平的转移支付政策,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和发展型国家之间的差别:首先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是一种支持—庇护主义关系,而发展型国家则是一种控制关系;其次在官僚系统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缺乏独立于政治的官僚系统,而发展型国家则具有高效率的独立的技术官僚系统;第三在财政政策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执行以高水平的转移支付为内容的分配性的财政政策,而发展型国家则以低水平的转移支付为其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最后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方面,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是出于维持社会集团对政权的政治忠诚的需要,保护政权的支持者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而发展型国家则是出于经济发展最大化的目的,支持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更新经济结构。要言之,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是国家制度的自主性很弱的国家,因此此种类型国家的政府政策严重地受制于政治,必须通过执行高水平的转移支付政策来换取社会集团的政治忠诚;而发展型国家的国家制度具有很高的自主性,所以它的政府政策是去政治化的,财政支出无需顾虑社会对转移支付的需求,只需专注于推动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

后发展国家呈现出的不同类型,是国家构建的不同过程导致的。国家构建意指一个政治共同体从间接型统治走向直接型统治的过程,在间接型统治的国家,国家精英通过与地方权贵的联盟进行统治,而在直接统治型的国家,制度和机构取代了权贵的中间作用,并把国家、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从间接型统治向直接型统治的转型,旧的制度被重新定义,新的制度建立起来,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获得了新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认同,国家扩大了供应公共物品的责任以回应新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认同。

后发展国家的国家构建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统治类型的转型与下层阶级的吸纳同时进行,另一种是统治类型的转型先于下层阶级的吸纳。国家精英在统治转型的同时是否进行下层阶级的吸纳,取决于国家精英内部冲突的程度,如果国家精英内部存在高强度的冲突,那么想要把握住国家统治权的精英群体将把目光转向下层阶级,以建立跨阶级联盟的方式来赢得下层阶级对统治权的支持,若是国家精英内部只是存在低强度的冲突,那么相对统一的国家精英无需向下层阶级寻求支持,而只需要维持小范围的联盟就可以掌握住统治权。瓦尔德纳认为从十九世纪开始精英冲突的三种来源削弱了精英的统一并且不断地刺激了更深刻的精英冲突和分化:第一是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的干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带来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和征收新税种的要求,这就会导致激烈的分配冲突;第二是传统的农业精英和新兴的工业精英将在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上发生冲突;第三是在如何应对日益自信的下层阶级问题上,精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虽然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不断且来源多样,但是冲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精英群体之间的合作难以为继,也不意味着精英集团无法延续其对统治权的掌控,只有精英内部的冲突发展到高强度的时候,精英集团的某一群体才会将结盟的战略从精英内部的小范围结盟调整到跨阶级的结盟。高强度的精英冲突意味着激烈的冲突带有毁灭性质,也就是说冲突不仅威胁到精英的短期物质利益,而且威胁到精英维持其精英地位的长期能力。如果说获得剩余的权利暂时减少了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将来获得剩余的权利也遭受威胁则是忍无可忍的,因此相互竞争的精英群体必须寻找盟友来增强自身的力量,以维护其精英地位,欲达此目的,除了把眼光转向下层阶级建立跨阶级联盟之外别无他途。

总结来看,瓦尔德纳力图解释存在于国家构建、国家类型、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建立在两种机制的基础上,一种是存在于国家构建与国家类型之间的机制,另一种是存在于国家类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机制,前者是精英冲突的程度及由此决定的结盟方式,后者是国家制度和政策克服后发展的集体困境时具备的能力。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戴维·瓦尔德纳著,刘娟风、包刚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汪仕凯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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