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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的乔戈里峰为什么被称为杀人冰峰?

尽管乔戈里峰是全球第二高而非最高峰,但它却是登山者最心仪的巅峰,因为它比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更具有危险性和挑战性。2008年发生在乔戈里峰的悲剧,是最好的例证。

杀人冰峰    

尽管乔戈里峰是全球第二高而非最高峰,但它却是登山者最心仪的巅峰,因为它比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更具有危险性和挑战性。2008年发生在乔戈里峰的悲剧,是最好的例证。

3名攀登者观望着被似火夕阳映出的地球轮廓线。在他们下方海拔6000米的高度上,纵横交错的巴尔托洛冰川已经暗下来,恰如头顶的星际一般冷暗。喀喇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北部接连的大山脉)的一座座巨大顶峰,此时逐渐隐去:加舒尔布鲁木1号峰和2号峰、宽峰、慕士塔格峰、川口塔峰和乔戈里萨峰。很快,太阳下山,短暂的黄昏吞没了3名攀登者所站在的山峰——乔戈里峰。它是整个喀喇昆仑山脉中最高和最无情的山峰。成功登顶乔戈里峰的人与在登顶过程中死亡者的比例是4比1。乔戈里峰主要登顶线路,其中F为阿布鲁奇线路

这3名攀登者分别是杰拉德·麦克唐纳、马可·康福特拉、威尔克·范·鲁伊根。他们知道自己刚刚看见了任何清醒的登山者都不愿目睹的景象:海拔8230米以上的日落。能活下来描述这一壮景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高度,每次呼吸都是一次重体力劳动,因为空气中的氧含量仅为海平面的1/3。这3名攀登者的体能和大脑功能已开始丧失。即将降临的黑暗将带来零下40℃的严寒,这会导致任何裸露的皮肤坏死。虽然杰拉德、马可和威尔克都是经验最丰富的登山者,但是他们很清楚的是:自己之前之所以能在一天中这么晚的时候登顶,靠的纯粹是运气。

就在1小时前,他们还兴高采烈。站在海拔8610米的乔戈里峰顶上,马可挥舞着挂在一根登山手杖上的意大利国旗。37岁、喜欢冒险的杰拉德带着狂喜的笑容,把一面爱尔兰国旗高举头顶,还给远在爱尔兰的女友打卫星电话报了喜。40岁、身材瘦高的荷兰人威尔克有个才9个月大的儿子。他没有把荷兰国旗带到乔戈里峰,但他也很兴奋。他抓住好友杰拉德,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他俩高兴地跳起来,完全忘却了自己已经筋疲力尽。

但此刻,时间晚得已经相当危险。再加上他们的身心非常疲惫,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时间来浪费。但绳索在哪儿呢?在登顶途中,他们只靠一根绳索来导引自己穿越顶峰附近由坚冰和岩石组成的一个险恶迷宫。在下山过程中他们需要更多绳索,因为任何一次失足都可能让他们命归西天。(为了减轻重量,他们这次登顶并未自行携带绳索,而是打算依赖已经锚定在冰中的绳索。)他们打开头顶灯扫描山坡,他们的鞋底钉在雪地上啪啪作响。糟了——绳索不见了。在一片黑暗中,没有绳索指引,他们怎么可能下山呢?

尽管如此,此时此刻,3名攀登者根本没有料到自己将成为一场大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在他们登顶乔戈里峰的过程中,一系列状况突变和判断失误(包括他们自己的判断失误)最终酿成登山历史上最严重的惨剧之一。2008年8月1日和2日,来自7个国家的11名登山者在这场悲剧中死亡。8月1日早晨,共有超过20名登山者出发,去登顶乔戈里峰。也就是说,这次的死亡率不是20%,而是接近50%。△乔戈里峰大本营

8月1日,随着夜色降临,在世界第二高峰的斜坡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使用自己的冰斧,马可为自己和杰拉德挖好了临时休息处(所谓冰床)。威尔克下来加入他们,3人开始准备应对对每个登山者来说的噩梦——在海拔8230米高度露营。威尔克回忆说:“当时我们互相都不说话,因为我们无话可说。”

尽管他们都穿着厚重的羽绒登山服,杰拉德却感觉自己的腿发冷。因此,马可为他按摩双腿,悉心照料这个蓄着大胡子、乐观而又幽默的爱尔兰人。威尔克的水壶弄丢了,并且他们3人都没有了食物,但这并不重要:在那么高的地方,人体不能消化食物。他们也没有瓶装氧气,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登山需要它。他们都知道等待救援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自救。威尔克告诉自己必须坚强,此刻的他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必须挺过这一晚。

组队

就算威尔克和杰拉德之前都差点在乔戈里峰丢命,他俩却依然深深迷恋征服这座巅峰。

从轮廓看,乔戈里峰就像是小孩笔下理想化的大山:一座由黑石构成、白雪覆盖的锯齿状金字塔,其四面都噩梦般陡峭,3000米高崖直插进周围的冰川。1856年,英国组织的一次科考探险首次发现并命名了乔戈里峰。这座山峰跨越中国和巴基斯坦交界处,位于地球上最高峰的聚集地中心。1954年,一支意大利登山队首次登上乔戈里峰。1年后,英国人埃德蒙·希拉里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简称珠峰)。

珠峰比乔戈里峰高240米以上,但乔戈里峰的恶劣天气、它的令人惊讶的地形以及它对登山者来说的巨大技术挑战,使得它比珠峰危险得多。到2008年为止,总共有3679人登顶珠峰,另有210人在攀登途中死亡。实际上,由于交通越来越方便,攀登珠峰正变得越来越安全。2008年的攀登季节中,只有两人在登顶珠峰过程中死亡。与之相比,攀登乔戈里峰的风险要大得多:至2008年,只有399人登上过乔戈里峰。虽然有不少人登上过珠峰多次,但只有3人登上过乔戈里峰两次(登上3次的,则一个都没有)。在一些年份,根本没有人登顶乔戈里峰。对登山爱好者来说,乔戈里峰象征着大山对意志和能力的最大考验。曾在2004年登上过乔戈里峰的威尔克有些偏颇地说:“对登山者来说,珠穆朗玛峰只是小菜一碟。乔戈里峰才是巅峰中的巅峰,因为它最危险、最野性、最难以想象,所以攀登难度最大。”

就算威尔克和杰拉德之前都差点在乔戈里峰丢命,他俩却依然深深迷恋征服这座巅峰。2008年8月1日,威尔克第3次攀登乔戈里峰。1995年,他在攀登乔戈里峰的最常见线路——从阿布鲁奇山脊线路上的1号营地到2号营地时,受困于一次大面积岩崩。一块岩石砸在他的脸上和肩上,打碎了他的面颊骨,还折断了他的手臂。他的肱骨刺穿皮肤,他大量失血。他的团队紧急将他撤回大本营。他在那里等了5天后,一架救援直升机抵达。他最终复原,并于2006年回到乔戈里峰。这一次,他所参与的大型远征队队员中包括杰拉德。

争强好胜、头脑睿智的威尔克与性格友善的杰拉德相处很好。在这次远征中,威尔克首次认识杰拉德。杰拉德是一位民间音乐家、摩托车赛手和狂热的登山爱好者,他甚至还当过石油工人。他曾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住过9年。杰拉德的风趣性格,与他对待登山的严肃和专业形成强烈反差。威尔克一下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2006年那次远征中,杰拉德也差点被坠落的岩石砸死。更巧的是,他这次差点丢命的地点距离威尔克9年前遭遇不测的地点很近。当时,一块岩石击穿杰拉德所戴头盔,在他的头骨上砸出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洞。一架直升机把他运到了巴基斯坦斯卡杜县(距离乔戈里峰最近的主要城镇)的军医院。

△登山必备技能——用冰斧实现自我阻止

次年,威尔克造访了在阿拉斯加的杰拉德。当时,威尔克已经想好要组建一个无需依赖挑夫和经验丰富、装备良好的小团队,去攀登乔戈里峰。杰拉德很愿意与他一道重返乔戈里峰。他俩都同意,这次要避开被岩崩困扰的阿布鲁奇线路。

等待

被大雪和狂风挫败的61岁法国独立登山者乌格斯·道博雷德决定卸甲回乡。

2008年5月17日,威尔克、杰拉德及他们团队中的其他人聚集在了闷热的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从那里出发,沿喀喇昆仑高速路行车两天后到达斯卡杜县,再坐一天吉普到达阿斯科尔村——喀喇昆仑高速路的尽头。在100名挑夫的帮助下,他们走了一周的山路,终于抵达乔戈里峰大本营。这里,碎石堆积在海拔4877米、被破口撕裂的巴尔托洛冰川上面。

威尔克召集了7名他信赖的登山队员,并且得到了荷兰一家公司的赞助。除了杰拉德外,威尔克团队还包括卡斯·范·德·杰威尔。膀大腰圆的卡斯是威尔克儿时起数十年的登山伙伴。此外还有6次登上珠峰的尼泊尔夏尔巴人彭巴·吉亚尔杰,以及多名年轻登山队员。

作为在2008年登山季抵达乔戈里峰大本营的首支登山队,威尔克团队在大本营里等待了多周。威尔克的计划是沿着乔戈里峰侧翼的赛森线路建立一系列小营地,小营地之间由安全绳连接。为此,需要固定总长度超过4000米的安全绳,在4个位置相当险要的小营地之间传递供给物资和装备。大本营中有一顶用餐帐篷、一顶洗浴帐篷、一个太阳能供电的互联网接口,甚至还有一个在冰川上凿出的冷冻房。威尔克团队中所有人都不使用补充氧,团队只依赖一名挑夫——彭巴(经验很丰富的登山家)。至2008年为止,只有50名登山者通过赛森路线登上乔戈里峰。但威尔克和杰拉德都认为,这条新线路更安全。

乔戈里峰射流风肆虐,山坡上雪崩轰鸣;有几次,雪崩差点就滑落到大本营。入夜,冰川呻吟,劈啪作响,慢慢移向山谷,有时会吐出过去死亡的登山遇难者的残骸:一根肋骨,从靴子里伸出的一条腿,甚至一整具躯体,只是面部已被乌鸦啄掉了一半。喀喇昆仑山脉的登山季很短,只从6月中旬到9月初。2008年6月初至中旬,多国登山队陆续抵达乔戈里峰大本营。意大利登山队只有两人,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意大利帕多瓦、37岁、戴着一只金耳环、留着圆寸头的高山向导马可·康福特拉。美国登山队队员中包括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44岁的麻醉医师兼高山医疗专家埃里克·梅耶。作为乔戈里峰大本营里唯一的医生,梅耶实际上变成了一位全科医生,其职责从诊断急性高山病到拔龋齿无所不包。

杰拉德的33岁朋友拉尔夫·贝伊是一名挪威北极探险家。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33岁妻子塞西尔·斯科格。塞西尔是当时全球唯一登上过7座巅峰、还征服了两极的女性。到了6月底,乔戈里峰大本营里的人数已飙升至大约80人,色彩鲜艳的帐篷散落在一片灰扑扑的冰川上。在6月底之前到达乔戈里峰大本营的登山者中,只有经验丰富的巴基斯坦挑夫沙欣·拜格曾经登顶乔戈里峰。其他登山者几乎都不熟悉乔戈里峰的情况。

从6月到7月,乔戈里峰一直被风暴云笼罩。威尔克团队7月4日前后尝试过一次登顶,但还没等到达4号营地,短暂的登顶时间窗口就因天气原因关闭,他们只好返回大本营。在大本营里,威尔克利用闲暇精心制作家乡荷兰的一种创新性谷仓的模型。为了适应环境,小组登山队员会徒步前往相邻山峰的大本营,或者前往堆石界标——“吉尔凯纪念碑”。1953年,当27岁队友亚特·吉尔凯在这里遇难后,美国登山队在这里建立起这座纪念碑界标。当时,美国登山队整队放弃登顶,旨在冒险拯救吉尔凯的性命,不过很遗憾没能成功。他们的事迹成为了登山者中的佳话,象征着登山运动的灵魂——团队精神和无私理念。这座界标也变成了在乔戈里峰遇难者的纪念碑,死者的名字、死亡时间镌刻在徽章和锡片上,永留在吉尔凯纪念碑的石堆中。

由于大本营里登山者太多,大家意识到登顶的最好希望就是彼此合作,不能各行其是。成功登顶要求仔细确定由哪些人把必备物资(尤其是安装在距顶峰最近部位的绳索)送至海拔7925米的4号营地。为此,各队队长们碰头了10次。然而,天公始终不作美。到了7月20日,被大雪和狂风挫败的61岁法国独立登山者乌格斯·道博雷德决定卸甲回乡。但两天后惊喜降临:4份独立气象预报都说,7月末射流方向很可能改变。乌格斯最终决定留在大本营。

最后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登顶策略也定了下来。一大群登山者——韩国人、塞尔维亚人、挪威人、美国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将在7月27日沿着标准的阿布鲁奇线路上山。28日,威尔克团队,加上乌格斯和其他一些登山者,将沿着赛森路线上山。7月31日,两队将在4号营地一个叫作“肩膀”的檐口山脊会合,然后联合布设用螺栓固定(锚定)的绳索,为最终登顶作准备。登顶的最后一段路,是上方超过600米的垂直高度。

冲顶

很难描述悬挂的冰川究竟有多么不吉利。

△救生吊带

迄今为止,登顶乔戈里峰的最流行路线都是沿着乔戈里峰东南脊的路线,它们都汇集于一个被称作“瓶颈”的陡峭冰峡谷。到了4号营地上方大约1600米,攀登者们必须直入坡度为50°的冰峡谷,然后左转,穿越超过90米高的冰墙下方的冰道。之后,登山路径很陡地转向一片通往峰顶的雪地。进入“瓶颈”,就像是凝视一把上了子弹的枪——大小从冰箱到校车都有、被称为冰塔的冰块,可能毫无预警地从冰墙上脱落。

为穿越“瓶颈”,多支登山队同意派遣9人小组去完成开路任务。他们将携带600米绳索,沿途架设安全绳,并且在大队伍登顶前把雪压实。彭巴和多名巴基斯坦挑夫被分在了开路组,但有个关键人物——曾经登上乔戈里峰的沙欣,没出现在开路组名单上。由于喝了不洁水,他呕吐不止,被梅耶医生送回了大本营。威尔克相信,沙欣的缺席严重影响了开路任务的完成。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绳索。威尔克团队同意带400米绳索,意大利人承诺带200米。但当到达4号营地时,意大利人的挑夫只带来了100米绳索。这样一共就只有500米绳索,这对穿越“瓶颈”来说够不够,无人能确定。开路组原定于晚10时出发,但因绳索问题和高山缺氧造成的人行动缓慢问题导致的迟延,他们在午夜0时30分才离开4号营地。威尔克说,多名开路组队员根本就没有出现,只有大约5只头灯在黑暗的山坡上晃动。

按计划,架设安全绳的起始地点是“瓶颈”本身。在这里,较为平缓的“肩膀”坡陡峭成50°的冰通道。但在8月1日凌晨初始的黑暗中,开路组开始过早架设安全绳,地点是在“瓶颈”口下方100多米。彭巴在开路组的最前头帮助开路,但组员们出人预料地很快就用完了绳索。他们的最后一根绳索支架被迫装在了“瓶颈”顶部附近,结果上悬冰川下方的冰通道未受保护。马可后来指责说,开路组使用了一截不符合要求的绳索。

与此同时,穿着羽绒服蜷缩在帐篷里的威尔克、卡斯和杰拉德难以入睡,因为他们渴望展开登顶旅途。他们起床后,化冰取水进行洗漱。在黑暗中,他们凭借头灯照耀,粘上了鞋底钉。半夜2时30分,他们加入到沿“肩膀”行进的攀登者行列中。几小时后,当美丽的日出照亮喀喇昆仑山脉的多座巅峰时,攀登者队伍开始在“瓶颈”底部排成长线,其中有超过20人直接在险峻的冰墙下等候。

一方面,“瓶颈”被堵住。另一方面,威尔克对安全绳只架设在冰通道的“容易”部分非常愤怒。他说:“由于这样的愚蠢,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事实上,我们在大本营里讨论过许多次,说好了必须有安全绳架设在冰通道的险要部分。”他们作出决定:切割安全绳的下面部分,用它保护穿越冰通道险要部位的登山者。于是,一把刀子被从队伍前方依次传递到队伍后方,以切割底部锚钉附近的绳索。然后,切下的绳索被依次传递到队伍前端。当时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一张照片显示杰拉德连头盔都没戴,羽绒服拴在腰间。他站在长长的登山者队伍末端,望向巨大的悬挂冰川。白色的悬挂冰川看上去堪称绮丽,但它却暗藏杀机。

梅耶医生回忆说:“很难描述悬挂的冰川究竟有多么不吉利。”当时身在后方、距离“瓶颈”处登山者人群依然很远的梅耶及其伙伴、瑞典登山队员弗雷德里希·斯特朗意识到,他们绝无可能在天黑之前登顶乔戈里峰,于是他们艰难决定返回大本营,放弃登顶。梅耶说:“一切迹象都表明,当时的情况很不妙。”

慌乱

在杰汗开始滑下冰川并加速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尝试使用冰斧来实现自我阻止。

上午11点刚过,在登山者们艰难地向着“瓶颈”进发的过程中,塞尔维亚登山队员德伦·曼迪奇脱离了安全绳。当时多份报章称,这是因为曼迪奇试图超过其他登山队员。但当时刚好在曼迪奇后面的挪威登山队员拉尔斯·奈西说,这些报道有误。真实情况是,曼迪奇当时只是想调整自己的供氧系统。与安全绳脱离后,曼迪奇向后跌倒,撞上了塞西尔·斯科格,并且将后者撞倒。此时,仍然跌倒的曼迪奇已经抓住并死死抓住安全绳,却让另外两名登山者晃倒。接下来,曼迪奇又脱离了安全绳,并且滚下陡峭的冰通道。滚动了上百米后,朝着“肩膀”滚回去。威尔克说:“就在一刹那间,他(曼迪奇)不见了。”

几分钟后,梅耶医生和斯特朗接到无线电报告说曼迪奇仍然在动。于是,他俩决定往回走,看是否能帮助他。与此同时,两名塞尔维亚登山队员和没有经验的巴基斯坦挑夫杰汗·拜格下到了曼迪奇所在位置,结果发现他已经死了。但根据塞尔维亚登山队队长从大本营发来的命令,他们决定把曼迪奇的遗体带回4号营地。在海拔8000米以上回收尸体被认为是一项不必要的冒险,但这段斜坡并不太陡,走起来不算很危险。可是,在他们开始搬动曼迪奇之后不久,杰汗开始失去平衡,在惊慌中他死死抓住系在身上的安全绳,接着又抓住了斯特朗。斯特朗喊道:“用你的冰斧!”在杰汗开始滑下冰川并加速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尝试使用自己的冰斧来实现自我阻止(指登山运动中的一种操作:跌倒并且向下滑的登山者,借助冰斧让自己的滑动停止。这是登山运动中必须掌握的一种自我保护动作),从而飞快地头朝前滑过一个巨大檐口边缘,方才打住。经过一阵慌乱,他们最终用一面塞尔维亚国旗盖住了曼迪奇的遗体,并且用一把冰斧把国旗固定在山腰上,然后回到了4号营地。

在“瓶颈”部位,进展也不顺利。在队伍后面,威尔克、卡斯和杰拉德对队伍行进缓慢越来越不耐烦。队伍之所以在冰通道中行进缓慢,是因为要等待安全绳安装到位。世界级登山高手彭巴登山无需供氧,但他此时也很无奈地看着一名韩国登山队员筋疲力尽之下,花了接近1小时才沿着安全绳向前挪动了几步而已。威尔克说:“你可能会以为,周围人越多越安全。但在乔戈里峰,并非如此。”

登山运动中最严格的规则之一是折回时间:大家同意的无条件放弃登顶时,这样才能保证登山者在白天返回营地。当队伍通过冰通道,从悬挂冰墙下面出来时,已是下午2时半。他们在“瓶颈”浪费了6小时,但一些登山者并未转向、折回,因为他们此刻几乎能看见山顶了,所以他们不忍心放弃。

新闻报道和登山日志后来把这么晚了还坚持登顶归因于大伙儿的集体决策,并且称这是在巅峰上头脑发昏的一个案例。一位名气很大的登山家说,这样的决策“蠢极了”。但那些当时坚持要登顶的攀登者知道,如果他们现在不登顶,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毕竟,当时天气状况很好。马可对队伍喊道:1954年,意大利登山队是在下午6时登顶的!他说:“乔戈里峰是不需要预先时间安排的。一旦天色变暗就必须返回,但如果有绳索,这就不是问题。”

在穿越冰通道结束时,开路组发现了一截用8毫米直径的绳索制作的爬绳。这截爬绳是由上个登山季的攀登者固定在山腰上的,但它暴露在大自然和海拔8230米的强烈紫外辐射中已有一年。不过,它并不是这组攀登者登顶最后一段路途中唯一的保护。这段路途就是坡度为50°、长度为300米的冰面。

两名挪威人是在下午5时20分到达山顶的,接着是韩国人及其挑夫。第三批登顶的是彭巴和杰拉德,他们的登顶时间是下午6时30分。再跟着是乌格斯和他的挑夫。傍晚7时,威尔克和卡斯也登顶了。加起来,一共有18人当天成功登顶(这也平了单日登顶乔戈里峰的人数纪录)。所谓“顶”,就是一块面积不比一间卧室大、被冰覆盖的岩石。

威尔克团队在山顶上待了大约半小时,拍照留念并相互祝贺。他们大声喊叫和相互拥抱,沉浸在多次尝试失败、最终成功登顶的喜悦中。作为第一个登上乔戈里峰的爱尔兰人,杰拉德高举国旗,并且打电话给在阿拉斯加的女友报喜。随后,他把电话递给彭巴。马可(最后一个登顶者)登顶后,他们三人开始下山,时间是傍晚7时30分。在卡斯拍摄的马可山顶照中,太阳正消失于马可身后。这张照片是借助闪光灯拍摄的,可见当时天色已经变暗。

遇难

他原本有可能下山获救,但他为拯救别人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10小时后,在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清晨,杰拉德打着寒战在羽绒服中醒来。马可为他挖了一个小小的冰台(冰床),他就在冰台上睡着了。清晨5时,天亮了。杰拉德发现马可和威尔克也都还活着——他们都奇迹般地挺过了冰山顶部的寒夜!但就算天亮了,下山路却仍不明晰。杰拉德和马可在山坡上来回走,想找到回去的路。威尔克的水瓶在上山途中丢失了,此时的他严重缺水,开始出现雪盲。他当时说:“听着,我不想再讨论什么。我要下山,我必须活下去。我不管下山方向对不对,我只是要下山。直接下山。”他的意思是,不管下山后会到哪儿,他都必须下山。就这样,他丢下伙伴,独自开始下山。挑夫为登山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

整个夜晚,山上山下都出现了混乱和迷惑,没有人清楚谁在试图下山,或者谁在“瓶颈”之上露宿。忧心如焚的队友们猛打电话,想知道是否有人困在了海拔7925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但通信也陷入混乱:电池因低温失效,无线电被关闭,卫星电话被交给了别的登山者……就在这时,冰山的淫威大发作了。

由于担忧时间,加之感觉疲惫,拉尔夫还没等登顶就开始返回,而他的妻子塞西尔和他的朋友拉尔斯则继续登顶。拉尔夫守候在“瓶颈”之上,等他们到来后带他们回4号营地。三人会合后,在越来越深的无月夜色中,借助绳索,在晚上10时左右最先到达冰通道,开始穿越位于巨大的悬挂冰墙下方的通道。在穿越过程中,塞西尔看见拉尔夫的头灯光柱在她前方上下跳动。突然传来轰隆声,冰雪如雨坠落,安全绳猛烈晃动,塞西尔倒地、拉尔夫的头灯亮光消失。

拉尔夫步行过北极,穿越过南极。他此次在尝试登顶乔戈里峰过程中的决策无误,在距离顶峰不到100米的地方撤退。但在乔戈里峰,天意总是赢家:上悬冰墙的一大段断裂、坠落,滑下“瓶颈”,将拉尔夫压死。坠落的冰塔猛烈冲击自“瓶颈”开始的绳索,强迫被困在上方的17名登山者要么在没有安全绳的情况下下山,要么在死亡地带等候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救援。

在不知道发生冰崩、拉尔夫被杀死的情况下,卡斯和彭巴在大约1小时后下到“瓶颈”。黑暗中,卡斯与独自下山的乌格斯擦肩而过。这名61岁的法国人已经用完瓶装氧,他的挑夫卡里姆·梅赫班在登顶后也消失了。

熟练地沿着挪威人安装在拉尔夫遇难地点的50米紧急绳索,卡斯继续下山。他能感觉到这截绳索未被固定在铆钉上,而是摇晃着进入冰通道。因此,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得非常缓慢,唯恐从绳索上滑落。几分钟后,当卡斯在黑暗中进入“瓶颈”的冰通道时,一个人影在几米外翻滚着经过他。他相信那就是乌格斯,后者要么是从绳端脱落,要么是在下山过程中坠落了。

在彭巴后面不远处,美国登山队的尼泊尔成员齐西林·多耶(夏尔巴人)和另一名夏尔巴人帕桑抵达了“瓶颈”顶部。帕桑在下山途中丢失了自己的冰斧。下山没有冰斧无异于自杀。于是,10次登顶珠峰的齐西林做出了惊人的无私之举。他把帕桑拴在自己的背带上,他俩一起开始了500米的往下爬。齐西林对帕桑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不走,我们就会死在一起。如果我们倒地,也会死在一起。”他们在下山时滑倒过两次,但两次都让齐西林用自己的冰斧成功自行阻止,从而化险为夷。

次日晨,威尔克不知怎么撞上了下到冰通道顶部的正确路线。但那里的安全绳不见了。在山腰上走了一阵子后,他明白了绳索消失的原因。3名韩国登山队员被绳索死死缠住,其中一人还是背朝天。他们整夜都暴露在冰天雪地中,状况已经很差,意识大半丧失,无法站起来。一名韩国人对威尔克说,他们通过无线电求助过,由夏尔巴人和其他韩国人组成的救援队正在上山路上。

威尔克把自己的备用手套给了韩国登山队员,然后继续下山。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队一个队员愤怒地冲到威尔克面前,谴责他把3名韩国队员留在山上不管,见死不救。威尔克回答:“这是个攸关生死的问题。除了给手套之外,我帮不了他们什么。而且,他们说自己正在等待救援。”

下行约50米之后,威尔克向上回望,看见马可和杰拉德沿着他走过的轨迹下山,到达了3个韩国人所在位置。精疲力竭的他无法再爬上去,于是他朝着他们呼喊。但他没有得到回应,他们5个人看来动都没动。已经头晕脑胀的威尔克继续往山坡下走,失去方向感的他走上了一条未知路线。他彻底迷路了,不知道自己的下山方向与4号营地有什么关系。他的唯一信念就是,只要能下山就有救。

在高山缺氧、极度疲惫和严寒共同造成的记忆缺失之下,有关这场悲剧的记忆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马可声称他和杰拉德停留了3个小时,试图帮助濒死的3名韩国队员。威尔克则认为,要是他们真的在那儿停留了这么久,那就无异于自杀。马可说,不管实情如何,反正他每次想让韩国队员站起来时,他们都会倒下去。他回忆说,其中一名韩国队员的登山靴不见了,他则用一只备用手套覆盖了这名队员的一只脚。

到了上午10时左右,马可和杰拉德离开了韩国队员,继续朝着冰通道而去。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高山救援者,马可为自己无法帮助韩国队员感到非常难过,但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也越发绝望。他的脚趾已经冻僵,失去知觉。他把鞋底钉猛踢进冰中。杰拉德突然转身,开始爬回到韩国队员所在地点。但杰拉德没说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马可继续往下走,最终进入了冰通道。他在山上一共待了超过30个小时。他事后说,他当时在冰雪地上睡着了,上方远处的一声爆裂巨响震醒了他。“瓶颈”部位再次发生冰崩,坠下的大冰块砸向杰拉德。马克惊恐地看见,杰拉德被冰雪激流推到他所在方向,激流在20米外停住。他能看到杰拉德的靴子从冰中冒出,后者的身体被冰块撕裂,尸骸散落在滑坡上。

后来发现的摄影证据显示,杰拉德实际上解救了3名韩国队员,随后,他们开始下山。虽然马可报告说次日早晨看见了杰拉德的遗体,但新证据表明他看见的其实是一名巴基斯坦挑夫的遗体。杰拉德的确死于下山过程中遇到的冰崩。他死了几分钟后,韩国人及其夏尔巴挑夫被一次雪崩冲走,也遇难了。已经很清楚的是,杰拉德成功完成了一个英雄主义和无私的壮举:在海拔8000米高度成功拯救被困者。他原本有可能下山获救,但他为拯救别人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马可是2008年在大本营里才认识杰拉德的。但在几周后谈到这位朋友时,马可泪如雨下。杰拉德征服过许多座大山,并且马可和他一道挺过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之一。马可对记者说:“他(杰拉德)总是笑容可掬。他就像一朵花,因为他触摸他人的方式就像是对待一朵花。”后来在爱尔兰举行的杰拉德悼念仪式,有超过两千人参加。

救援

大山向人类呈现了自己最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大山也让人类付出了高昂代价。

那天午夜,梅耶医生回到了大本营。威尔克团队的餐饮帐篷已被临时改造成伤员验伤分类室。无人知道山上会下来哪些类型的伤员,也不确定直升机救援是否很快就能到,所以梅耶医生只能尽其所能。在这之前,当一根下降绳索断裂,而他自己撞到另一只铆钉上时,他差点就没命了。他说:“如果说还有什么信号告诉我必须撤回了,那么这(次事件)就是。”

梅耶医生的队友克里斯·克林克试图组织通信联络。在山上的一片惊慌中,通信联络全部中断。各营地之间来回传递各种猜测,而全部登山队员中会讲英语的人很少。在人们的七嘴八舌中,山上发生了惨剧已是明显的事实,但有关惨剧的细节却很难得到。

8月2日下午,在走下山腰冰原的过程中,威尔克听见自己的卫星电话响了。这是他的妻子从荷兰打来的。她接着又呼叫了这次登山网站的管理员。管理员与提供这次卫星电话服务的公司联系。该公司搜索了位于阿联酋迪拜的本公司计算机服务器,设法确定了被叫电话所在地的全球定位系统大致方位。克林克和一名荷兰队队员在乔戈里峰地图上找到了这个位置,由此意识到威尔克不知为何偏离了“瓶颈”,目前已往4号营地下方走了很远,他的路线不属于任何已知路线。

8月2日下午5时45分左右,克林克透过望远镜看到,一件橘红色登山服正在一片雪与碎石交错的险峻雪野中缓慢移动,这里位于赛森路线左侧很远的地方。他认为穿着这件登山服的人正是威尔克,但他对此无法确定。他用无线电联络上了彭巴,请他下到3号营地,准备拦截这名孤独的登山者。

此时,威尔克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在山上哪个部位。他的头灯电池不再供电,他想借用对讲机的电池,但发现对讲机不见了。他把拳头砸进雪中,以此在下山过程中锚定自己。周围一切都那么陌生,他知道自己正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而他又感觉自己快要走不动了,快要崩溃了。他非常渴,于是开始吃雪,这让他的口腔内出现水疱,导致他脱水更严重。天色渐暗,于是他把冰斧插进雪中,用绳索把自己拴在冰斧上,准备在山上度过第二个夜晚。当他在乔戈里峰的暴虐中待了40个小时后,他终于听见了他人的声音。他说:“我想过,这第二次露营不会有好结果。”

知道威尔克就在不远处,彭巴试图用杰拉德在山顶上给他的卫星电话联络威尔克。黑暗中,穿过3号营地附近的一大片雪崩山坡,彭巴听见威尔克的电话响了。铃声回响在乔戈里峰,但却无人接听。

早晨,大本营观察员呼叫彭巴,告诉他橘红色斑点就在距离3号营地帐篷群几百米处。彭巴和卡斯一起穿越雪坡,在克林克的无线电导引下前往威尔克所在位置。克林克还在大本营透过望远镜观察这一情景。他看到,3个微小的彩色斑点在雪山的白色背景下汇聚了。

幸存者们像打了败仗的士兵一样,回到了大本营。威尔克、卡斯和彭巴是在8月3日深夜回来的。在帐篷医院,梅耶医生通过热水浴来暖化威尔克冻伤的脚趾和卡斯的指头。这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很精细的过程。他还尝试了对药物阿替普酶的一种新用法。这种药的价格高达每剂1000美元,通常用于防止中风和心脏病患者的组织损伤。

马可依然在山上,精疲力竭,腿被冻伤让他非常难受。杰拉德死后,他又一次在雪地上睡着。他后来回忆说:“要不是因为彭巴,我恐怕就死在那里了。”彭巴携带了一瓶氧气,从4号营地向上攀登,最终让失去知觉的马可苏醒。在他们一起下山时,“瓶颈”部位又发生了雪崩,一块冰击中了马可头部。不过,彭巴仍然设法把已经意识不清的马可拖回了相对安全的4号营地。但剩下的路,马可还得拖着跛足走。

到了早晨,一架军用直升机来大本营运走了威尔克,接着又飞到2号营地,希望采用高风险的救生吊带运走马可。但飞行员最终决定不采用这个方案,而是把威尔克送到了斯卡杜县的一家军医院。卡斯则乘坐另一架直升机撤离。当威尔克从他魂牵梦萦而又狂风肆虐的雪峰上被送走之际,他的手中紧握着自己制作的故乡谷仓模型。

梅耶、克林克以及威尔克团队和美国队的其余队员聚集在大本营,他们都已疲惫至极。在杰拉德的帐篷里,有人发现了最后一罐啤酒。它是杰拉德留下来的,旨在庆贺从乔戈里峰山巅成功撤回大本营。这群人在冰川上围成一个圆圈坐下,每人喝一小口这罐啤酒,分享对命归大山的朋友——杰拉德的回忆:他的永远听不够的笑话,他的开怀大笑,他用古老语言唱歌的方式,以及他对每一个熟人的那种友善。当时的爱尔兰总统宣布他是一个国家英雄。

在威尔克和卡斯撤离后第二天,马可跛着脚回到了大本营,此时他已在山上挺过了整整4天。双脚已被冻得发黑的他,随即也被直升机运走。韩国队幸存的队员也雇了一架军用直升机,把他们带回了斯卡杜县。对于依然留在大本营里的人们来说,他们还有一项令人感伤的任务:收拾死去队友的装备,并且把死者的名字镌刻在悬挂于吉尔凯纪念碑的锡片上。这座纪念碑是一个象征:大山向人类呈现了自己最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大山也让人类付出了高昂代价。

反思

对于这场悲剧,如果你仅仅觉得吃惊,那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它。

这场发生在乔戈里峰的惨剧,展现的究竟是登山运动的最高理念还是这项运动的惨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带着类似的矛盾情感,梅耶医生及其一名队友从喀喇昆仑山脉返回了美国。那些担负最重要责任的夏尔巴人,在整个惨剧中耸立于最令人难忘的那些英雄主义和无私的时刻:彭巴一次又一次出发,去冰峰拯救马可,去雪原搜寻威尔克;齐西林把帕桑系在自己的背带上,带他一起下山。最令人伤感的是,一位名叫大巴桑的夏尔巴人攀爬到“瓶颈”,试图去拯救他的夏尔巴同伴朱米克,而朱米克又试图去拯救3名韩国登山队员。后来,彭巴在“瓶颈”底部发现了这两位夏尔巴人被绳索纠缠和撕裂的的遗体。梅耶医生说:“人们完全低估了夏尔巴人对(外国)登山者的巨大奉献,尤其是他们对和他们一起上山者的那种极大的责任感。”

不过,尽管有这些无私奉献,许多登山者却感觉乔戈里峰登山运动中有些东西不得不改变。一名美国队员说,乔戈里峰的某些登顶者带着一种“顾客心态”,几乎完全依赖夏尔巴人的技能和毅力。彭巴指出:“山上有许多没用的登山者。他们懒惰,不想干艰苦工作,总是寻求挑夫为他们架设安全绳或开路。这不是公平的登山运动。”

梅耶医生认为,登山运动的赞助模式在其中至少有部分责任。有人看得更透彻:发达国家登山运动的每个参与者,都在把登山运动推到极限的同时有一种商业利益,说到底,就是金钱毒害了发达国家的登山运动。人们知道,如果能把登山运动推向又一个极致,他们就能得到更多赞助。这就是登山者在必须撤回时仍然冒险往上冲、最终酿成惨剧的根本原因。

在从乔戈里峰撤回到伊斯兰堡一周后,威尔克在酒店里取下了腿上的血红绷带。他的脚趾肿得很可怕,颜色为红黑,皮肤爆裂。把脚放入一盆温水中时,他不禁做起了鬼脸。梅耶医生在大本营对他采用的实验性疗法看来对于拯救他是有用的,但他在几个月后才知道这一点。他的朋友和登山伙伴卡斯,用棉签蘸碘酒,为他的脚消毒,然后再次为它们缠上绷带。

性格害羞、说话声比较小的卡斯,在谈到杰拉德时因为太动情而哽住。威尔克看似平淡无奇地向记者谈了几个小时,谈到了他能记得的有关这次登顶的所有时刻,以及哪些地方出了错。在最终征服了他梦想中的巅峰之后,他说自己不害怕关于这次惨剧的那些流言蜚语和专家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对于这场悲剧,如果你仅仅觉得吃惊,那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它。如果不想直面风险,就别去乔戈里峰。”

作者:    刘声远

来源:《大自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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