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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

佛教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叶进入日本,并于7世纪以后开始蓬勃发展,中国不少高僧如鉴真和尚曾赴东瀛弘法,日本也有空海和尚等僧徒来中国取经。到了镰仓时代,佛教在日本和本土信仰相结合

去过日本旅行的人,大都会对日本的佛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京都金阁寺金碧辉煌,东京浅草寺香火旺盛,奈良东大寺樱花灿烂,镰仓长谷寺观音法相庄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国内有75000座佛教寺院,30万尊以上的佛像,9600万人(占人口总数75%)的日本人宣称自己是佛教徒,佛教在日本可谓广泛流行,兴旺发达。

相比之下,道教在日本就显得默默无闻了。在日本道观稀少,且又多半位于华人区。日本国内也很难寻觅道士的仙踪。

日本的佛教和道教都是由中国传入的(或经朝鲜半岛间接传入)。

佛教大约在公元6世纪中叶进入日本,并于7世纪以后开始蓬勃发展,中国不少高僧如鉴真和尚曾赴东瀛弘法,日本也有空海和尚等僧徒来中国取经。到了镰仓时代,佛教在日本和本土信仰相结合,产生了日本本土的特色的宗派,净土真宗和日莲宗。

这两种宗派都在日本极其繁盛。净土真宗在战国时期,发展出了庞大势力,发起了“一向一揆”运动,一度左右了全国政局。禅宗在日本也造成了深入人心的影响,“明心见性”的思想成为日本茶道、剑道、武士道的重要精神要素。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日本奈良百万塔 图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日本奈良发现藏于百万塔中的汉文印制陀罗尼经 图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道教进入日本的时间其实比佛教还要更早一些。《三国志-倭人传》载,魏王赐倭女王邪马台铅制金丹,这颗仙丹里就带着道教修炼长生的思想。日本古坟时期出土的青铜神兽镜上东王公、西王母的图画。7世纪的出土的木简上,就有“急急如律令”的道教符咒。《日本书纪》记载,日本齐明女皇(公元655-661)曾建“仙人宫”,史学家考证,这可能是日本历史上的道观。在唐代,也有百岁道人渡海赴日弘道,传授气功导引之术。

那么问题来了,同为中国闯入的宗教,为什么在日本道教发展得远不如佛教?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道教人物画

佛教兴盛的缘起:圣德太子的宏佛

我们先来看看佛教在日本发展的缘起。佛教是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传入日本的,当时的日本处于奴隶制度晚期,是一个所谓的“部民制”国家。国家由若干部落“氏”组成,氏的头领“氏上”统领着其属下的“氏人”,“氏人”对“氏上”有着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当于西周时的诸侯。

而天皇只管理直接管理自己直属土地“屯仓”上的属民,而要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还需要去联络“氏上”。因而大的“氏上”威风八面,天皇还需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氏之间为争权夺利,也是勾心斗角。在7世纪时,日本最大的两个氏,是苏我氏和物部氏。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佛教人物吉祥天女像 日本奈良时代

苏我氏对于新传入的佛教采取接纳的态度,十分尊奉佛陀。而物部氏则认为佛是“藩神”,相当排斥。这两个氏族之间为夺取权力,就借着佛教的存废互相攻击。敏达天皇时,物部氏占上风,公元585年,物部守屋以疾病流行是由佛法导致为名,要求禁绝佛教,敏达天皇“灼然,宜断佛法”。

但是随着两派势力的消长,佛教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敏达天皇之后的用明天皇,对佛教的存废不置可否。到了公元587年,用明天皇驾崩,苏我氏和物部氏两派发生火拼,最后苏我氏大获全胜,物部氏灭亡。苏我氏首领苏我马子掌握了大权,拥立了崇峻天皇,五年之后,苏我马子又杀死不听话的崇峻天皇,扶持推古天皇上位,并任用与其有双重血缘关系的圣德太子为摄政。佛教至此在日本进入了灿烂辉煌的时期。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圣德太子(574年2月7日—622年4月8日),日本飞鸟时期思想家、政治家

圣德太子“专崇佛教”。公元604年,日本发布《宪法十七条》,其中明确规定:“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谁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这相当于把佛教列为国教,要求全国上下敬奉佛法。

在这一阶段日本大造佛寺,广度僧尼,并遣使隋唐,从大陆引入大量佛经。日本法隆寺,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宝塔高耸,佛像庄严,流传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国王弘法,佛教融入了日本文化,并和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结合。成为了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元素。至此以后,民间信仰佛教成为传统,统治阶级尊崇佛教以为圭臬。直到千年之后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要求每家每户要在寺庙注册,大事要向寺里报告,死后也要葬在片区寺庙的墓地里,这里固然是统治阶级监视人民的手段,但可以看出佛教对日本民族影响之深。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德川幕府 统治下的日本

至于圣德太子崇佛的原因。

首先,和苏我氏势力的信仰的有关,苏我氏击败了物部氏,控制了朝局,苏我氏的政治盟友圣德太子也是自幼奉佛,故而佛教自然而然地得到大力弘扬。

其次,隋唐笃信佛教,日本当时仰慕隋唐文化,故将佛法当成先进中原文明的一部分加以学习。

另外佛教的兴盛,有利于一个统一的律令制国家的产生,原先日本都是各个部族组成的联合体。一个氏族有一个氏神,互相不对付。这下好了,朝廷推行佛教,大家都信一个佛祖,统一思想,凝聚意识,都是自己人了。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大隨求陀罗尼经咒》

唐时日本官方对道教的排斥

再来说说道教的情况,道教在唐代的中国十分兴盛,唐朝皇帝姓李,老子也姓李。唐皇室自称为太上老君的后代,追奉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在大唐国教级别的待遇。三教大会道教排第一。全国上下宫观无数。

唐代举国奉道德情形,自然被日本遣唐使看在眼里,遣唐使在唐朝也常礼拜道观。公元735年,遣唐使中臣名代曾“献表恳求《老子》经即天尊像,以归于国发扬圣教。”但是他回去之后,“圣教”并没有在日本发扬开来。

日本自己从中国请来的道教没有推广流传,中国主动向日本输出的道教,也被日本拒绝了。当时唐朝的统治者唐玄宗李隆基不仅自己笃信道教,而且也积极地向外输出道教,他曾经下令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派人送到印度去传教。公元753年,日本派遣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使团来到长安。唐玄宗想借机在日本弘道,派一个道士传教团,和日本使者一起东渡。但是却被日本使者以“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为由,给回绝了。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藤原清河,乃是藤原北家始祖藤原房前的第四子

不管是自己请,还是别人送,道教在日本就是搞不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唐朝把道教给捧成了国教,李唐王朝把老君认作了自己的祖宗。

在日本眼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认识,拜老君就是唐朝人在拜祖宗。既然这样,我日本人为什么要拜你们唐朝人的祖宗呢?隋唐时,日本虽然一直在学习中国文明,但是一直在保留着自己的自主性,所谓”和魂汉才”,日本只是把自己当作唐朝的学生,不会把自己当作唐朝的儿子。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道教人物画

其次,日本当时的统治者认为道教的理论不利于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建设。

从当年日本选拔官吏的考试策问中就可以看出日本统治阶级对于道教的态度。题目问:“李耳嘉循以示虚玄之理,宣尼危难而宣仁义之教,或以为精,或以为粗,其理云为,仰听所以。”考生葛井连广成答曰:“玄以独善为宗,无敬爱之心,背君弃父。”认为道教思想,独自修仙,背离君父。这和当时日本图强事功,建立集权律令制国家的初衷相违背。故而日本统治者不兴道教。

如此,在日本从中国吸收知识最为积极的隋唐时代,道教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远远不及佛教。日本学者东野治之通过唐末敦煌道经数量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道书做比较。发现日本当时只引进了极少数的纯粹道教的经典。可以说当时,日本只引入了部分道家的思想和道教的神话咒术,而道教作为一个宗教体系,并没有被引入。

同是从中国传入的宗教,为何佛教在日本广泛流行,道教却难寻踪迹?上图_ 东岳大帝,又名泰山神,道教神系

道教在日本:不成规模,影响巨大

虽然日本道教并不流行,但是在日本的文化中还随处可见道教带来的影响。

许多道教神仙引入日本,也成为了日本神道所侍奉的神灵,如泰山东岳大帝,自平安朝中期,“泰山府君祭”就贯穿于日本的各类祭祀活动中。上至庙堂典礼,下至民间婚丧嫁娶,皆有祭祀泰山府君之习俗。泰山府君也曾被日本天皇册封为“赤山大明神”。

日本文化中也融入了道教符箓咒术,如“急急如律令”这一道教咒语就深深渗透在日本民俗中,京都祇园祭的粽子上就附有“急急如律令”,奈良一代民居的屋顶上也写有这句咒语,不少神社的咒书祷文,也以此句开头。至于日本古典文学中,引用道教典故经文传说故事的,就更不胜枚举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本土出现了一些道观和道教组织,比如1980年在福冈建立的日本道观。由早道天来建立,旗下在日本各地设立了11个道学院。2013年以日本道观为基础,还建立了财团法人“日本道教协会”。

作者:大狮子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 陈凤川 日本学论坛 2003.03

【2】《浅谈圣德太子推崇佛教的原因》 姚兰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8.07

【3】《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吴春燕 中州学刊 2010.1

【4】《试论8世纪中期日本朝廷拒绝道教的原因》 莫晓灵 宗教学研究 2011.2

【5】《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以日本道教遗迹为线索》 梁桂熟, 杨乔君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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