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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走向失控?

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没有任何历史事件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更源远流长,但又更盲目失控、无法预料。

1789年7月13日的巴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恐慌的巴黎民众手持枪械,疯狂地涌向巴士底狱,试图抢夺火药。

路易十六头颅被砍后,法王“希望法国不再流血”的遗愿不但没有实现,相反的是,法国的断头台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指出:如果你认为民众的暴戾之气一旦被点燃,会被严格限于“人民的敌人”,那就太天真了。此时,“杀头”是重要的爱国之举,至于杀谁的头则并不重要。

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最后,砍头的“荣耀”逐渐落到了平民身上,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此后三年,被斩首的“反革命分子”,达7万人之多,法国国内贵族被彻底剿灭。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但是,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详见《悲情法兰西 | 从巴士底狱烈火到巴黎圣母院失火》)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冷静地发现:“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要改革的时刻。”

“旧时的信仰摇摇欲坠,最终消逝古老的社会支柱相继坍塌,群氓的势力则不受任何力量的威胁,并且其威望正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力量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

世界的主宰者、宗教的开创者、帝国的缔造者及政治投机分子,都是杰出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氓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把握。

不管是有组织的群氓,还是无组织的群氓,都是一股无意识、非理性的洪流。一旦身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人的才智和天分被削弱,人性因而被磨平。异质性在同质性中淹没,无意识的特征占据主导地位。

这股“同质均一”的集体洪流,天然对市场的自由思想、独立选择加以干涉,甚至以群体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自由及私产。

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古典主义者强调市场的均衡形态,对市场背后的关于人的思想及行为并未做太多探索。奥地利学派则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自由思想在市场运行中的逻辑。其中,集大成者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有趣的是,奥地利学派认为其思想渊源为传统天主教思想。

哈耶克一生都在捍卫自由市场,尤其是自由思想。他在其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自由思想的真正内涵不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更不是跟风、从众、焦虑、势利、非理性之群氓,而是独立思考、理性思辨。

所以,自由市场我们最终追溯到韦伯所概括的理性主义,或者叫思考、思辨。

群氓的致命弱点是拒绝思考,他们希望直接获得答案,不关注推理及思辨过程。他们喜欢全盘接受绝对真理,或一概拒绝绝对谬误。他们喜欢节省思考成本,习惯于逃避责任“搭便车”,以追求“集体灵魂”,以获取安全保障。

这个世界,物质遵循“最小耗能”原则运动,自然生物懂得“趋利避害”,经济社会按照成本最低、利益最大化方式运行,但唯有思考,不能省力、偷懒。

因为若放弃思考,就意味被奴役。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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