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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的悠远回响

阅读英国报刊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熟悉的典故,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克里米亚战争的悠远回响

《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

阅读英国报刊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熟悉的典故,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这个词组不仅在与战争相关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还现身于政治时事新闻,甚至在体育比赛报道里都会跳到人眼前。从字面上很难猜出这个典故的意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这句话想表达什么,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来自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似乎已经完全从公众记忆中消失;提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然而,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还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如乌克兰内战、叙利亚战争)中,都可以看到这场160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一场奇特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在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中,显得相當奇特。

19世纪中叶,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多时,处于崩溃边缘。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之打了几百年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此时担心的却是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残局该如何收拾。

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自己有天赋使命,一心要解救巴尔干地区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也是合理正当的要求。然而,欧洲列强所顾忌的,恰恰是俄罗斯对巴尔干的渗透,因为在其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俄罗斯却是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存在,崛起后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奥斯曼帝国。

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了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的奇怪局面。

克里米亚战争历时2年多,从1853年夏俄军入侵位于多瑙河下游、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今罗马尼亚)开始。在英法联军介入后,战场转移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经过对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近一年的围困之后,联军终于在1855年9月攻陷了这座军港。次年2月,俄罗斯被迫接受《巴黎条约》,失去了对多瑙河下游和黑海的军事控制。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给欧洲和近东地区带来长久和平。仅仅15年后,俄罗斯就获得欧洲列强的许可重建黑海舰队,并于1877年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之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巴尔干,甚至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虽引起西方警觉,但成功夺回了因克里米亚战争而丢失的领土。

19世纪,在欧洲与近东地区发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老朽帝国消亡,新兴国家诞生,昔日盟友反目,冤家对头联手,克里米亚似乎只是卷入其中的一处而已。然而,这场战争对参战各国政治经济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国民心理上投下的阴影,至今余波未平。

改变欧亚版图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虽然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成为世界东正教领袖的野心遭遇挫折,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原有的威望一扫而空。在此局面下,俄罗斯转而向东扩张,征服中亚草原,而这一行动的领头人就是两名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同时在高加索地区,俄军成功清除了当地穆斯林反叛武装,迫使大批穆斯林逃离家园、奔向奥斯曼帝国。

克里米亚战争的悠远回响英国、法国和奥斯曼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开会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成为俄罗斯民族神话构建的一部分。

而在被战火殃及的近东和巴尔干地区,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大规模人口迁移。俄罗斯控制地区的穆斯林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都遭遇了被屠杀、被驱逐的命运,往往是整座村庄被连根拔起。两地难民心怀恐惧和仇恨,各自朝着相反方向逃离。经过多年的流血冲突,这一地区人口分布状态复杂,种族与宗教关系微妙,为后世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被称为现代护理创始人的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名的。

克里米亚战争获胜一方中,欧洲国家里投入兵力最多的是法国。联军部队中有一小支部队,来自位于地中海北岸、邻近法国的皮埃蒙特王国。当时皮埃蒙特还只是亚平宁半岛上诸多城邦国家中的一个,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军携手积极出力,是希望在今后的意大利独立运动中获得法国的支持。

鼓励欧洲小国独立,与拿破仑三世重振法国威望的愿景相契合。尽管意大利北部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势力范围,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还是让法国皇帝信心大增,而且当时俄罗斯也不再有能力介入任何欧洲战争,于是在战后不久,法国就与皮埃蒙特联合,向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盟友奥地利宣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871年意大利实现统一,拿破仑三世也得到了与意大利接壤处的尼斯和萨伏依作为回报。

塑造国家身份认同

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定决心,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进行到底。这项改革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期间就已开始,但在遭遇地主贵族抵制之后屡屡停滞不前。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罗斯人看到,以农奴士兵为主的俄军训练水平落后,士兵素质低下,不可能战胜西方列强的新型军队。亚历山大二世借助战后俄罗斯各阶层对改革的热情,不断施加压力,最终废除了农奴制。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最深远的影响,却发生在精神层面上。克里米亚半岛除了战略位置重要,还与俄罗斯历史息息相关,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一片圣土。根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公元988年,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是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接受洗礼,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东正教的,而接受洗礼的地点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

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陷,被描绘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塑造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曾作为一名炮兵少尉亲历克里米亚战争,与坚守要塞的军人的朝夕相处让他相信,只有在俄罗斯平民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国民性。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成为俄罗斯民族神话构建的一部分。

克里米亚战争还让俄罗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被西方列强背叛的感觉。许多俄罗斯人相信,尽管同是基督教大家庭成员,自己永远得不到欧洲的接受,因此受到的伤害和产生的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挥之不去。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再次夺走塞瓦斯托波尔、遏制俄罗斯的图谋。对他们来说,夺回克里米亚,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更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动机。

这种对西方的反感,也表现在土耳其人身上。表面上,奥斯曼帝国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获胜方,但对于很多土耳其人来说,这却是一段耻辱的历史,是帝国衰落的转折点。他们认为,西方政府并非土耳其的朋友,因为他们真正的意图是通过逼迫政府“改革”,让奥斯曼帝国彻底西方化,最终达到终结伊斯兰教统治地位的目的。

正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触发的社会变革,土耳其第一次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精神理念,即于穆斯林的传统框架内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几十年之后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后者以此创建了现代土耳其国家,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兰的权威与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纠缠纷争,在这里从未中断过。

孕育當代社会共识

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扮演的是配角,也没有涉及领土得失,但克里米亚战争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却同样深远。

克里米亚战争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同时又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福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开始被用于军事,改变了战争格局。

克里米亚战争的悠远回响轻骑兵冲锋

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方政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记者在前方用电报发回的战场报道,大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

本文开头提到的“轻骑兵冲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句话来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同名诗歌,其中有“战士们知道,有人犯了大错”,但是“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付出,冲进死亡峡谷……”的句子。当时有英国报纸的战地记者发回报道,说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军轻骑兵旅因指挥错误冲入峡谷,被俄军炮火重重包围,但战士们纪律严明,绝不退缩,造成重大伤亡。丁尼生的诗根据这一报道写成,把这次近乎自杀的行动描绘成一场“光荣的失败”,在英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广为流传。

当时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英军指挥官靠贵族身份上位,军事才能平庸,但是平民阶层的士兵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另一个经常用来表达类似意思的说法是“狮子被驴子指挥 ”(Lions Led by Donkeys),也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第一次出现。

这种对“光荣的失败”的崇尚、对士兵的尊重和对将军的鄙视,贯穿于英国文化中。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专门设置了表彰英勇作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维多利亚勋章,战争纪念碑上的雕塑中第一次出现了士兵的形象。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显著提高了地位的,还有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过战时作出的实质贡献,他们逐步树立起自己社会精英的形象,例如被称为现代护理创始人的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名的。可以说,当代的许多社会共识,例如应追究领导责任但不能责怪普通员工、凡事应尊重专业人士意见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

在今天,也许只有俄罗斯人还牢牢地记得克里米亚战争。对于大部分参战国家来说,这已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土耳其更是被刻意从国家记忆中剔除了出去。但是这场战争所造就的东西方格局、国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共识,却仍在不断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走向。

作者:吕品

来源: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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