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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增速下滑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吗?

认识日本经济的三大误区。

通常认为,日本人口深度老龄化是日本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但其实可能并不是。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消除几个误区:

一、GDP能否衡量一国经济水平?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NP为国民生产总值,二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反映总量水平,不能反应效率水平。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越多时,经济产值越大;但经济总量并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及实力。

人均产值,尤其是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的人均产值,才能更好地体现一国经济的真实水平。

我们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看看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水平:

1990年日本的GDP为3.13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为860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3.64万美元;

2010年日本的GDP为5.7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下降至821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6.93万美元。

图:日本劳动人口的人均经济产值变化,来源:智本社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几乎翻了一倍,经济效率在提升而非下降。不过,2012年后经济效率较大幅度下滑(后面分析原因)。

所以,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可能会导致经济规模下降,但不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及技术水平。

二、通胀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目前,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胀。他们畏惧通缩,将通胀率低于2%视为低通胀或通缩。

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将2%作为通胀率目标。经济学家根据模型推测,2%的温和通胀率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润滑油政策”。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温和通胀理论,但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激进政策,也是存有争议的理论。

因为经济是可以实现零通胀增长的。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比如智能手机,新品价格如果高于旧品,旧品一般会降价销售,从而拉平价格指数。

还有一种观点是,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收入增加,劳动力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通胀率上升。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经济要素是动态博弈的。当劳动力价格上涨时,企业主会通过技术及管理创新,减少劳动雇佣,提高机械化批量生产,从而降低产品价格。在欧美国家,理发、餐饮等服务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高),但汽车等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所以,通胀率不能作为经济景气指标,通胀率在零左右徘徊,并不能说明经济低迷。

三、就业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这让经济学家极为困惑。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低增长、低通胀意味着高失业,低失业应该是经济强劲的表现。

日本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着强劲,2019年日本失业率降到2.3%,劳动参与率在2012年后逐渐上涨至62.5%。

再看全球,2016年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在接近充分就业时实施负利率。当时,日本失业率只有3.2%,德国只有4.2%,瑞士只有3.3%。

为什么高就业率没能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与通胀率类似,就业率作为经济景气指标可能逐渐失灵。最近几十年,日本及欧美世界,劳动人口逐渐下降,大量的人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即使经济衰退,只要退出的劳动力足够多,就业率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水平。

所以,美联储及各国政府将就业率、通胀率视为政策的目标,容易被误导。

消除以上三个误区后,我们再看日本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2018年,日本单位劳动人口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3600美元。

最近十年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效率在下降?

至少有三大因素导致市场失灵、经济效率低下:

一是非市场化的婴儿潮对市场的冲击。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低迷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的生育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家庭会主动选择减少生孩数量,从而提高养育质量。优生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经济产值的损失。如此,经济规模短期可能会下降(也可能会增加),但经济效率、技术水平依然在提升。

但是,受战争、生育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冲击,个人的生育行为未必是主动选择的市场行为。换言之,人口生育率的非平滑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脉冲。

比如,受二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冲击,日本人口出现结构性问题。

二战前,日本政府为经济增长及战争做准备,积极鼓励生育,催生了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在八九十年快速老龄化。

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到14%只用了24年(1970年-1994年),德国用了40年,英国46年,美国72年,瑞典85年,法国115年。

二战后的和平时代,日本又迎来了一波婴儿潮,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里,日本共出生了806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波婴儿潮构成了日本七八十年代的人口红利,也是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们在2010年后,几乎同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对日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及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迅速增加: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0%提升到20%用了28年,而从20%提升到30%只用了14 年。到 2016 年,日本60岁/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33.7%、27.3%,远远超过国际惯例的10%和7%。

可见,日本在90年代快速老龄化,在最近十年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在劳动力市场上,2018年日本劳动人口快速下降至7557万,比2010年减少了658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0.36万美元,经济效率不升反降。

这说明劳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没能平滑过渡,人力资本的提升难以补缺劳动人口大规模退出带来的产值萎缩。这是日本最近十年经济效率下降的主因。

二是社会保障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按照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个人的消费、投资、养老等行为是基于长期预期,而非短期。按照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个人的市场行为超出生命长度的预期。比如,对下一代投资,为下一代储蓄,“养儿防老”就是一种基于世代交叠的市场行为。在没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时代,及中国广大农村,“养儿防老”依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但是,社会保障政策对个人养老的市场行为构成干扰,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容易扭曲这一市场,导致社保亏空、财政负担加重。

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储蓄政策,一般是个人储蓄加上政府财政补贴。社会保障金额越高,老龄化越严重,政府财政压力越大。

在日本,社会保障完善,包括国民年金、厚生金和介护保险,福利水平高。以2017年计算,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国民年金和厚生金,一共超过22万日元,约1.36万人民币。

退休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战后日本人均寿命迅速上升。1947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只有50岁,女性只有55岁;2018年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分别达81.25岁、87.32岁,成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长寿是日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过早退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和社保压力。日本男性领取社保的平均时间为21年,女性为27年。

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延迟退休,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推迟退休后,日本老年人就业率持续上升。60-64岁的老人,在 2009 年之后,其就业率甚至超过了 15 岁以上全体居民的就业率;2016 年,日本 60-64 岁、65-69 岁老人的就业率分别达到66.2%、44.3%。

随着独居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增加,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引入商业性质的介护保险制度,以减轻财政压力。

在欧美国家,福利民粹主义泛滥,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加,政府债务高企。

二是不当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纪律被破坏,央行独立性丧失,央行为政府提供大规模融资,以增加社会福利,购买政治选票,安抚民粹情绪。

日本率先探索了一条量化宽松+负利率的危机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兜底式惯性思维:有困难找政府。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加杠杆,以维持高福利。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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