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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群体——方士

方士,又称“方术士”“有方之士”,泛指从事医、卜、星、相类职业的人。

神秘的群体——方士

方士,又称“方术士”“有方之士”,泛指从事医、卜、星、相类职业的人。南宋人所撰《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当时临安术士,有三百余人于市井中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作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颇具神秘色彩。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方士曾多次粉墨登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

神秘的群体——方士

方士释义

关于方士的概念,研究者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方”即“道”也,所以方士也就是道士、道人。《庄子·天下篇》载:“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庄子·秋水篇》说:“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两处的“方”可以解释成“学术”“学问”,所以“治方术者”就是治道术者,“大方之家”指的就是“治道之士”。

也有人认为,方士就是书生。“方”即“方册”“方策”,是“典籍”的意思。那么所谓方术,也就是书籍中记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礼记·中庸》里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之说,郑玄注曰“方,版也;策,简也”。南宋程大昌《演繁露》载:“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竹简也。通版为方,联简为册。”文中提到的“方册”就是“书籍”“典籍”的意思,所以“方”即指古代的书籍,方士即是书生。

此外,方士有时还被当作医者。古代好讲神仙方术之人除“修仙”和研制“不死之药”外,也多懂得一些医理和药学,故方士亦引申为医者或通晓医理之人。

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方士的理解。总的来说,方士就是指有术数、方技之人。《汉书·艺文志》记载,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而方技指“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有关医药养生方面的内容。术数中,天文研究星象、云气,与占星术类似;历谱即修订历法,包括测时间和宿度等;五行关注择吉和禁忌问题;蓍龟即用蓍草或龟甲占卜;杂占即蓍龟以外的占卜方法;形法即相面、看手相的相术。方技中,医经类似生理学、病理学和诊断学等医学理论;经方类似药学,记录药物的药性及产地等;房中术类似今天的性学;神仙一般指养生之术,主要为炼丹和吐纳(气功)。概言之,术数主要研究自然的规律,方技主要研究健康与养生。从事相关业务之人,即是方士。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续考》中讲道:“(方士)以擅长方术为特点,同好几类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可见,在中国古代,方士是一个复杂又宽泛的群体。

方士兴衰

方士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觋。那时的人们把他们认为能够与鬼神沟通、調动鬼神之力为人消灾致富,做降神、预言、医病等事的人称为“巫觋”或“巫师”。巫觋们往往以舞蹈来完成祭祀活动,不过这种舞蹈的难度极大,一般人难以驾驭。在上古时期,“巫”在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备受拥戴,往往出任部落的首领,既主持占卜,又操纵权力,像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就具有“绝地天通”之能,是当时的一个大巫。

方士与方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成型。春秋诸子之中的阴阳家和道家,分别为术数和方技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占卜体系,更萌生了“五德始终”、谶纬学等新知,对于秦汉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战国时期,燕齐濒海地区的方士十分活跃。由于该地区东临渤海,海中岛屿众多,又易生海市蜃楼,百姓只觉见到了仙境,于是三仙山的传说也慢慢形成。当时有很多方士号称“仙人”,在发展吐纳之术以求长寿之外,又欲入海寻仙求药,以迎合君主长生不老的欲望,于是便有了齐宣王、燕昭王遣人入海求仙之事。当时社会对“神仙说”的推崇,为方士群体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方士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秦始皇曾先后任用徐福、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人来帮他访求仙人、求问不死药。即使多次被骗,秦始皇也并不放弃,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永生之路上苦苦探寻。到了西汉,方士群体的规模、声势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突出的代表有汉武帝时期的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如齐人少翁,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死了,少翁为讨好汉武帝,在晚上用法术召来李夫人的魂魄,使汉武帝在帷幕之中看到所谓的李夫人。汉武帝龙心大悦,遂封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颇多。这段历史也被认为是皮影戏的起源,相传当时汉武帝看到的只不过是少翁拿布制作的李夫人的剪影,灵魂之说不过是少翁利用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思念之情在蒙骗汉武帝。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和方士们求仙寻药的狂热行为,对广大民众产生强烈的影响,求仙问道的风气在秦汉社会一直盛行。

东汉时期,道教的兴起为方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契机。道教重构方士的神仙和养生观,使之形成新的体系;又进一步发展术数方技,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并汇成经文。由此,方术的含义日益与“道术”同化,方士与道士的概念也逐渐趋同。隋唐时期,许多关于术数方面的名著作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天罡和李淳风合著的被誉为预言书之首的《推背图》、星占术的集大成之作《开元占经》等。五代宋元时期,伴随着文化的世俗化、平民化,方士也从“庙堂”走入“江湖”。测字术逐渐产生、发展,相地风水之术也慢慢流传开来。这个时期方士的不少成果,像源于五代末方士徐子平的八字算命术中的“生辰八字”、宋邵雍的《梅花易数》等,对后世影响颇深。明代以后,方术开始走向没落。虽然时有学者和方士有意复兴方术,但并不能扭转颓势。清代的方士逐渐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学者。

方士影响

方士中虽然有很多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但也有不少博通经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哲学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传统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在化学方面,虽然方士们最初目的是为了炼化丹药、得道成仙,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新的物质变化并加以总结,使后世人在化学研究中掌握大量有用的资料;在医学方面,不少方士潜心研究药物和医术,努力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从而促进传统医药学的进步;在天文历法方面,尽管方士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预测吉凶、指导王朝统治,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天文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太阳黑子、日食、彗星等现象的研究在当时取得很大进展。

方士对当时的政治常有介入。他们为求富贵,利用统治者的信任,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当时方士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隙,于是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人合谋构陷太子。太子恐惧,起兵诛杀了江充,之后汉武帝派军队镇压太子,最终太子生母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前后被牵连者达数十万人。后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相继上书为太子诉冤,终于清醒过来的汉武帝下令夷灭江充三族,烧死苏文,还修建了“思子宫”,于太子被害之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思。“巫蛊之祸”彻底改变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格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西汉盛衰的重要转折点。

方士故事

历史上,围绕着方士曾上演多场大戏,流传着许多与方士相关的故事传说。

徐福东渡 秦代,方士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方士们为了能迅速出人头地,不断向有强烈长生愿望的秦始皇推销自己。据记载,秦始皇身边有“侯星气者三百人”,并将方士与“文学士并列”。秦朝号称水德、尚黑及封禅泰山等,皆是用了方士的理论。秦始皇重用方士,被方士的神仙理论所吸引。趁着东巡,徐福自告奋勇要求出海寻仙求药,得到秦始皇的大力支持。他曾三次出海寻仙,规模愈来愈大。第三次入海,徐福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主持建造大船、备好甲士,带去三千童男童女以及水手、百工和無数财宝。但这次出海,却再未归来。对于未归的说法,有人说徐福果真到了仙山,也有人说他到了台湾或琉球,但传世最广的是说他到了日本。如今,日本尚有众多徐福墓、徐福庙的“遗址”,关于徐福的传说也流布极广。

焚书坑“儒” 方士侯生、卢生等也曾为秦始皇多方巡游求仙,但一样屡屡不得。他们的言行曾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二人“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引得秦始皇遣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他们声称求药不得是因为秦始皇刚愎自用、专横跋扈、“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这才不可以为其求药。秦始皇勃然大怒。为了表示惩处,也为了杜绝方士们的“诽谤”之言,公元前212年,在“焚书”两年后,秦始皇下令捕获460余名相关人员,尽行坑杀。附带指出,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子扶苏曾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这就说明在当时被杀的“诸生”中,应不全为方士,至少有一部分是“诵法孔子”的儒生,故有“坑儒”之说。

汉武帝求仙 汉武帝晚年曾兴起一轮寻仙求药的热潮,甚至较秦代更甚。汉武帝重用方士,不惜斥巨资举行大规模的封禅、祭祀活动。各地方士也争先恐后地来京报告“有禁方,能神仙”。但汉武帝求仙,到头来一无所得。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太液池中修几座小岛,取名为蓬莱、方丈、瀛洲,聊以自慰。汉武帝一辈子求仙访药,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芳林新叶催陈叶,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斑驳的印记却仍依稀可见。方士这一神秘群体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电光火石之中,但他们中很多人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贡献仍令我们时时铭记,他们传奇的故事依然为我们所津津乐道,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作者:陈晓晓  晓昂

来源:《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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