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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文科生找工作从来都不简单?

在风光的民国大师背后,是无数难以就业的文科学生。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恐怕是国人为数不多的社会共识之一,而文科专业就业尤其难,更是众所周知。据麦可思《2019年就业蓝皮书》,众多文科专业,如绘画、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高居最难就业的红牌专业,其中,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连续三届红牌。而最好就业的绿牌专业则一溜的是工科,包括: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通信工程、数字媒体艺术。广东省《2018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在 12 个学科门类中,就业与专业相关度最低的四个学科,分别是哲学类、历史学类、农学类和文学类。文史哲三类学科毕业研究生的平均月薪也都未达到毕业研究生的平均水平。

准确地说,大学专业并非文理两科可以划分,但大众习惯于依照高中阶段的文理划分,这种简单处理虽然有不少问题,但大体依然可以勾勒出两种不同的学科属性与就业取向。由于文理科教育直接影响就业,中国家长往往「重理轻文」,高中文理科班级差距较大。2013 年的《中国理科基础教育白皮书》调查样本显示,学校开设文理科的比例约为 1:3.2,有的甚至达到 1:4.5。检索「家长不让学文科」,会有大量内容,反之检索「家长不让学理科」,弹出的多数竟然还是不让学文科。

郁闷的文科生常把对人文学科的美好想象寄托在上个世纪。那俨然是文科生的黄金时代,象牙塔内到处是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舆论场上是慷慨激昂的人文知识分子,更有在政商界活跃,担当政府高参者。然而风光热闹其实只属于大师,在他们背后,仍是无数生计无着的文科大学生。

没几个大学生,就业却很难1948 年 1 月 10 日,国民政府的官媒《中央日报》刊出了一则通讯,《生活高压下,一青年自杀》,大体是一穷苦大学生,在考取机关公务员后,因为没有人作保而失去了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贫困之下含恨自杀。几年前,共产党官方报《新华日报》就发出过《文凭是靠不住的》一文,点明了国统区知识青年就业的困境:

很多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找不到职业,甚至连留学生都为生活所逼迫而自杀的也有。

在大学扩招的今天,很多人还是会对名校高学历的毕业生就业难偶尔表示惊讶,无外乎依然觉得物以稀为贵,但在民国,大学生可算得上真正的稀有。据 1948 年出版的《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按在校人数最多的年份统计):1946 年,全国小学生只占全国总人数 4.76%,中学生占 2.99‰。1947 年,全国大专以上学生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千分之三点一。· 来源: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历年毕业学生数统计,[表格],《河南统计月报》, 1936年 [ 第2卷 第7期 ,60页]

民国的大学生人数,从每年几百到每年几千,最多时也未超过每年一万人。在四万万人口中堪称稀少。收入的门槛就把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高等教育之外。依据梁晨、李中清等学者的研究,20 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上海大学生的一年花费大概在 500 元左右,如果加上中小学教育投入,培养大学生的成本还要增加很多,当时有人推测费用约 5000 元之巨。

· 一则民国大学生的毕业合影

而同时期的统计表明,上海 30 个行业男工平均实际年收入的不过刚刚超过 250 元,在农村更是需要四五百亩土地的地主家庭才能供养一位大学生。

只不过大学之间的差别也很大。

1922 年北洋政府的《壬戌学制》规定高等学校分为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以设立主体划分,又可分为公立和私立,公立高由政府主办,包括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私立高等院校由私人投资创办,大体分为由外国人所办的教会大学和中国民办投资。

民国时期,高校鄙视链大致如下:教会大学>国立大学>省立大学>民办大学。自然,各级大学都有例外,如顶级的国立大学如交通大学,与教会大学相比就业上并不逊色,甚至胜过教会大学中较次者。

· 燕京大学,是 20 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一,校址位于今北京大学

一般而言,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就业质量都十分有保障,到了省立大学就差了一大截,1929-1936 年省立安徽大学毕业生就业比例仅为 71%,河北、江西各自的省立专门学校就业率也在八成以下,至于各类鱼龙混杂的民办大学,就业率更是参差不齐。

但和就业率关系更大,其实是专业。

文科的膨胀与失业危机

中国的教育改革始于清末新政的一揽子计划,1902 年推出壬寅学制,1905 年停废科举。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传统德育思想相反,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办带着强烈的实用色彩,在一片仓皇中加速发展。

大清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朝廷越发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原本被忽视的政法之学忽然变得炙手可热。在驻日公使的努力下,日本甚至专门设置了一学年的法政速成教育,由日本教员讲授,随堂配以汉语翻译,学生甚至不用学日语。

· 1904 年,日本东京法学院(今法政大学)于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设立了法政速成科,主其事者为当时的校长、日本民法典的起草者梅谦次郎。知名学生有杨度、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沈钧儒、程树德等

停废科举的同年,清廷开始推行海归考核制度,并将考核成绩与功名挂钩,对于已经形成读书做官依赖的广大士大夫而言,绝不会放过做官机会、有眼光有财力者纷纷开始谋划出国,而赴日法政速成科正是他们的首选。

1905 到 1906年,留日学生的数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之间竟然达到了八千人之多。留学报国的理想与阶级上升的欲望杂糅难分,成为了彼时赴日留学生的共同心理动机。

这些不会日语的留日人才,归国后很快占据要津,模仿日本而设的各类法政学堂遍地开花。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远远大于其它几类专门学校的总和。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起步阶段就畸形偏重于法政为代表的文科,这一方面是契合千百年来读书做官偏重人文的传统,更重要的是符合出身于文科的教育界人士的自我生产,哪怕在此后中国教育学界的主要管理层由留日派转为留欧美派,这一情况依然延续下来,并愈演愈烈。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发展,再加上 1927 年后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又赢来了一轮扩张,专科学校数量逐渐减少,大学和独立学院的数量逐步增加,后者所占比例从民国伊始的 3.5% 增加至 71.8%。

越多的大学,就意味着越多的文科专业(文科、法政、教育和商业等)和越多的文科毕业生。到了 30 年代,文科毕业生已经是实科毕业生的 6-7 倍,且有扩大之势。

· 民国时期有着众多不知名的私立大学,民国大学即是其中一个,先后在北京湖南开办,新中国建立后并入湖南大学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滞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导致总人口比例中的青年人失业人数增多。这是一个贯穿民国始终的问题,尤其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降,失业问题变得愈来愈严峻。

· 来源:李新军.民国时期大学生专业与失业问题探究——以20世纪30年代《申报》为中心[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6,18(03):106-111.

1931年 7 月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全市除租界之外失业率是 19.05%」,南京市社会局在 1930 年的报告中也指出,当时「全市失业及无业人口共计 300,306 人,约占全市人口的 54%」;同一年的北平「约有 23 万人失业」。

大学生也很快跌入失业大潮之中,而文科生尤其是重灾区。教育部对 1933-1934 两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资料显示,「全国失业大学生,农、工、理、医科 2000 余人,文、法、商科 6000 余人,共计 9600 余人。」

失业队伍中,文法类学生占了多数。

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称,1933、1934 年两年度中,大学毕业生中未就业占到 13% ,其中 「属文法两科者占四分之三,属理工农医十分之一二。」文科的失业人数不仅远超实科,失业率更是实科近3倍。

· 来源:龚征桃.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问题[J].教育杂志,1937,27 (1).转引自王婕.民国时期大学生就业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4.

民国的大学生,并非人人都有徐志摩、梁思成的家庭条件,远远做不到「不为稻粱谋」。其中绝大多数的,不过是城市、县城的小中产,仅仅因为整个中国的赤贫才衬托出他们的富贵。

这样的家庭虽然可以供养子女接受昂贵的教育,却不能支撑子女一辈子脱产。城市中产如果想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下坠,依然要外出谋职,靠薪水养活自己。

譬如围城中的方鸿渐,虽然家中颇有积蓄,足以为子女支付高昂的教育投资,但依然渴望回报,所以方鸿渐必须要谋一个差事,无论是银行职员还是学校教员。

然而很不幸,其中大部分人最后都学了文科。

和今天的情况类似类似,当时大部分文科教育已经不能发挥出跨越阶级的作用,就业渠道的狭窄比如今更甚,政府几乎没有通畅普遍的官僚选拔机制,文科生就业的一大出路——公务员考试在当时并不能走通。

而中国产业规模又小,根本不需要大量服务业的岗位。文科生能够实现自由就业的地方,高度集中于狭小的传媒出版和教育行业,那里已经供养了为数不少的民国大师,同时还有中专师范毕业生竞争。

大学文科生处于尴尬的夹心层。

失业催化的学运

1930 年代,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有求职不顺的毕业生在杂志上吐槽:

我在中学师范科毕业,做一个小学教员,每月还有三四十块钱拿。现在花了一千六七百块钱,费了四年光阴,取得一个大学毕业生资格,东奔西撞,历了许多时间,倒反而连一个小事,也找不出来,真是倒霉!

——问渔:《毕业与失业》,载《教育与职业》,1933。

· 民国时期为数众多的中小学教职是用不着大学生的

而公务员选拔体系的不畅通,更让他们愤恨:

像某某等人,只是个毛头孩子,居然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我们反找不着丝毫出路,这年头真是大改变了。

——咏霓:《答复青年朋友的几段通信》,载《独立评论》,1933。不满越积越多,并且通过报刊杂志在全国的大学生之间传递着焦虑。终于,愤怒的学生要求国家给个说法,抗议从高校最密集,而就业情况又很不乐观的北平开始。

1934 年 5 月,以谭庶潜为首的北平大学生组织了「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

该同盟学生召开记者招待会,除争取社会舆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外,还控诉政府广设高校,高校广收学生,却不管学生出路。

上海、南京、北平、山西等多个省市大学生群起响应,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以及上海的暨南大学,都组建了求职请愿组织。30 年前的东京日本法政速成科留学生汪精卫,此时已经成为行政院长,对学生只有好言安抚,并成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帮助学生就业。

该机构虽无实质作用,还是详尽调查了学生的求职意愿。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待在体制内——政府或者教育界;在就业地域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首选大都市,选择乡村的寥寥无几。这种局面,国民政府显然是束手无策。釜底抽薪的办法,是简单粗暴的缩招文科专业,调整文科实科比例。

   在政府推动的一系列院系调整下,1935 年,实科录取新生数量首次超过文科。到了 1939 年,实科占 59.4%,文科占 26.3%,实科人数是文科人数的两倍多,学科结构调整的效果已经十分显著。

       彼时抗战已经爆发,政府与军队中吸纳了大量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然而当抗战结束之后,原先服务于政府和军队的大量学生又被遣散出去,战后的就业市场也不比从前有什么显著改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失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毫无办法,除了通过有限的开放政府岗位外,还发想鼓励大学生回到家乡或到边疆服务。1947 年的教育部第 2054 号训令明确规定: 「各院校毕业生有志从事边地研究工作,品学兼优,能吃苦耐劳者由学校选送再由教育部核定。」

虽然就业烂到了这一步,但缺乏强制力的国民政府版「上山下乡」依旧响应者寥寥。极高失业率下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将陪伴国民政府走过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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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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