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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与格林斯潘是如何吹大美国经济泡沫的?

克林顿和格里斯潘将里根大循环升级到金融资本主义模式。

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积累的民意资本被经济问题拖累,最终败给了擅长经济的克林顿。老布什因败选对格林斯潘耿耿于怀:“我重新任命了他,但他却让我失望了。”

选举获胜后不久,克林顿便邀请格林斯潘到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过度总部共进晚餐。

席间,克林顿向格林斯潘表达了他竞选时的承诺——“一个伟大的开端”,即打算解决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留下的巨额赤字,试图将联邦预算赤字减半,重建国家基础设施,重振美国雄风。

克林顿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支持,但是自己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必须尊重格林斯潘及美联储的独立性。于是,他给格林斯潘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很好奇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看法”。

晚餐过后,格林斯潘已经感觉到,他与克林顿之间的默契。与这位擅长经济的总统沟通,要比老布什简单得多。事实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各自管好各自的事。

克林顿上任时,格林斯潘已将利率下调到3%,这是克林顿削减赤字的最佳时机。1993年2月17日,克林顿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承诺大幅度削减赤字,格林斯潘出席了这场演说并担任削减赤字的首席验证官。不过,这两位权势最高的人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令美国民众感到很不舒服。

5月底,克林顿赤字削减计划的修订案在国会通过。这时,美国经济开始快速复苏,通胀和失业都在下降,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1993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从海湾战争前夕的6.3%下降到了2.7%。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5.4%。

1994年1月21日,格林斯潘前往白宫,向克林顿提交了一份警示报告,预示着美联储将提高利率。克林顿得知消息后,平静地说:“这也许是你必须做的,我理解”。

2月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们都知道,紧缩时刻到来。但是,就紧缩力度问题,委员们与格林斯潘争论不休。格林斯潘建议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但是,大多数委员希望利率提高的幅度是格林斯潘提议的两倍。

这一年,美国经济增长迅速。到年底,格林斯潘意识到经济过热的趋势,突然将利率提高了75个基点。这一年下来,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03%,通胀率处在低位。

1995年,格林斯潘因经济增长、通胀率低获得了连任,这是格林斯潘第三个任期。格林斯潘对经济走势驾驭能力,彻底征服了美联储同僚以及市场公众。

1996年,是大选年。当时《财富》杂志封面文章这样写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可见,格林斯潘的威望如日中天。

最终,这位执政生涯屡陷“各种门”的总统凭借出色的政绩获得了连任。

克林顿第二任期内,格林斯潘与克林顿的默契渐入佳境。克林顿致力于改革,控制财政赤字,而格林斯潘保持稳定的利率政策,利率水平长期维持在5-6%之间。

二者的经济成就堪称完美。从1996年到2000年,美国平均经济增速在4%以上,通胀率维持在2%左右,政府财政赤字得到遏制。期间,格林斯潘还化解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溢性风险。这是值得称赞的经济奇迹。

此时的格林斯潘对市场的驾驭与人心的掌控,已炉火纯青。在屡战屡胜之后,格林斯潘已经彻底改变了美联储的定位。

他热衷于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金融稳定之间“走钢丝”,尽情地发挥其平衡术、驾驭术的才华。

要知道在9年前,沃尔克执掌美联储时,格林斯潘还与弗里德曼、舒尔茨一样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撤掉美联储(理事会),然后用一台计算机替代”。如今,格林斯潘喜欢这种权力的味道。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突然上调利率后,弗里德曼如此批评:“格林斯潘难以压制自己要精准调节经济的欲望。”

更要命的是,格林斯潘已经将美联储的监管者异化为“交易者”的角色。

理性预期学派创始人卢卡斯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为美联储的任何政策都会被市场的理性预期所消化。比如,市场预期美联储将降息时,便会提前采取行动,如此政策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但是,格林斯潘是一个与市场“理性预期”博弈的掌权者。他掌控着货币供应大权,市场则是需求方,格林斯潘将美联储视为与市场需求博弈的交易者。

长期以来,格林斯潘俨然成为了一位模棱两可的语言大师,他创立了“美联储式的话语”,醉心于与市场搞“理性预期”式的博弈。格林斯潘有句名言:“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意思,那么,你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经把格林斯潘比作一只带着眼睛的乌贼:在察觉到了危险后,格林斯潘就用墨汁把他的周围弄浑浊,然后就默默地离开。

市场有一句传言,“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如此,一笑一颦、一语一默间,格林斯潘享受着“经济沙皇”的权威和尊重。

然而,繁荣的经济送来的只有掌声和鲜花,极少人察觉到危机。

1999年,由克林顿政府提交监管改革绿皮书,并经国会通过,形成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诞生于大萧条时代,是美国金融史上一部至关重要的法律。1933年3月4日,小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发布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关闭所有的银行和交易所,直到搞清楚银行和证券市场在搞什么,才能恢复营业。

为了应对银行倒闭潮,防止金融风险在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之间相互感染,6月16日小罗斯福签发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规定,银行不能同时从事存贷业务与投行业务。同时,银行和投行不能相互兼任董事。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分业时代的到来。

但是,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外汇市场的套利空间,投资银行开始兴起,期货、信托、证券、债券、基金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逐渐增多。

再加上,1980年代后,信息技术、跨国公司两大浪潮助长了投资银行及金融市场繁荣。随着投资银行的崛起,这部法律遭到了众多商业银行的反对。

1982年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倒闭,让美国金融界深刻感触到,该法案确保了商业银行不受风险冲击,也将商业银行束缚在日薄西山的业务之中。

1984年,受拉美债务危机冲击,美国商业银行大量倒闭,甚至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峰。

这时,里根试图打破金融分业经营,促进投资银行及金融业发展。

1986年,美联储理事会投票表决,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银行——花旗集团、信孚银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销特定的债券。

这一决定实际上违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极力反对,因为他很清楚,这决定意味着,金融混业时代的到来,大幅度放宽金融监管。这次表决直接导致沃尔克辞职。

1988年,里根试图尝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但是未能成功。

到老布什时代,老布什经过研究推出了监管改革绿皮书。

到克林顿时代,金融混业的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

1998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这意味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名存实亡。

第二年,克林顿和格林斯潘主导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样的结果是,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市场迎来了投资银行时代。

为了废除这个法案,美国金融界花费了3亿美元,历经12次游说。花旗银行为并购旅行者集团,不予余力地游说联邦财政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当时财政部鲁宾在离职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

金融混业打开了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潘多拉魔盒”,彻底地将美国经济推向里根大循环之极端——金融衍生品之上的金融资本主义。

自里根改革以来,美国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本质上,这个大循环是一个高外汇、强金融、高赤字、弱出口的结构性失衡体系。

沃尔克当年强势控制通胀,将美元推到强势地位。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并持续繁荣,美元再次陷入“特里芬难题”。强势美元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投资银行的发展,而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则不断扩大。

里根和沃尔克开创了里根大循环,克林顿和格里斯潘将里根大循环升级到金融资本主义模式。

金融混业,彻底释放了投资银行的潜能,极大地助长了证券、债券、股票、信托、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的膨胀。

此时,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投资银行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自1994年富尔德掌权开始,这家百年老店如焕发青春,迅速成为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公司能够取得如此脱胎换骨的改变,主要来自富尔德高杠杆的操作手法。

富尔德为了做大资产,大力进军商业地产、杠杆贷款以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突破风控的前提下,为已经负债累累的公司提供贷款,吃下了大规模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

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是一种普遍的金融衍生品,属于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也是一种高风险有毒资产。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大力支持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

他认为,银行比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来监管这一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从而使其游离于美联储的监管之外。信用违约掉期使用柜台交易,缺乏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报价系统,没有交易准备金做保障,没有政府的系统监管。

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投资银行,将房地美、房利美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合同,视为金融衍生品的“原材料”。通过层层切割打包、证券化,制作成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是美国经济繁荣的驱动力,金融部门创造了当时40%以上的利润。

华尔街很多基金经理与格林斯潘的观点一样,认为金融衍生品以及对冲机制,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在其著名的《大而不倒》中写道——“这是一个关于冒险家的故事:他们敢冒一切风险,并已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但又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冒任何风险。”

自沃尔克成功抗击通胀以来(1982年下半年),美股触底反弹开始,美国金融市场及房地产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史诗级大牛市。1999年金融混业及信息浪潮如火上浇油,美国金融市场如日中天。

1999年的最后一天,美国三大股指竞相上涨,均再度创下新高。当天晚上,整个白宫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克林顿总统机及其夫人希拉里筹办了一场美国创新者的千禧晚宴,以此向推动美国强盛的创新和创意致敬。格林斯潘称,这是克林顿的“卡米洛时刻”。

2000年1月4日,克林顿在白宫宣布,格林斯潘第四次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这无疑是一场加冕礼。在当月的任命听证会上,参议院菲尔·格兰姆称格林斯潘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联储主席”。

这位“美元总统”极度享受驾驭经济的权力及与之带来的快感。然而,在科技浪潮及金融衍生品刺激下的这匹野马愈加失控。

一个月后,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巅峰。到5月中旬,其总市值从最高点下挫了三分之一,市场风声鹤唳……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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