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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灾:干旱、饥荒、瘟疫,导致明灭亡的两次大劫难是什么?

要述说这个故事,我们必须回到万历皇帝在位年间,他于 1572 年登基,驾崩于 1620 年。和之前明朝衰弱的标准叙事方式相反,万历的失政并不是我们这里故事的开头。

要述说这个故事,我们必须回到万历皇帝在位年间,他于 1572 年登基,驾崩于 1620 年。和之前明朝衰弱的标准叙事方式相反,万历的失政并不是我们这里故事的开头。

史料证明,万历皇帝不但优柔寡断,在政治身段上也显得拙劣无能,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从这些朝廷的明争暗斗当中抽身的时候了,因为如此才能看到更大的历史场景。以万历一朝的情况来说,这个更大的历史场景,包含了两次环境上的重大低迷时期。

1586 至 1588 年的第一次万历劫难是一场环境崩溃的危机,其程度使朝廷为之震惊,并且为接下来的社会灾难制造了新的参考基准。明朝政府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劫难,都要感谢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于 1580 年代初期,在帝国财政机构上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靠着追缴欠税和将督查清税不力的县令调职或冻结晋升的办法,几乎使得明朝的财政体系运作到达其效率的最高峰,并且在 1582 年他去世之际,为户部国库留下了大批的存银。这笔积蓄帮助万历朝廷撑过 1587 年灾难来袭时的大风暴,并且安然度过隔年的灾情。这次劫难的冲击使人们留下强烈的记忆。

六年后,当一场大饥荒正逐渐开始在河南形成之际,朝廷和官僚系统很快做出回应,在地方压力还没有扩散成地区性的危机时,就纾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

在第二次万历劫难于 1615 年到来之前,又过了二十年。先于这次劫难出现前两年,华北大水为患;劫难开始之后的第二年,温度开始转为寒冷。开启这场劫难的,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交缠混杂情况:在某地出现严重旱灾的同时,其他地方则陷入严重水患之中。

1615 年秋季,请求赈济的奏折开始从各地涌入朝廷。十一月二十五日,两位内阁大学士将前述这些灾情报告作成节略摘要,并且对万历皇帝启奏道:“事虽不同,总以地方灾沴,百姓流离,劫掠横行,饿莩载道。据实上闻,无非仰体钦恤之德,以徼旷荡之恩。”皇上同意将这道节略发交户部研议,户部回奏时,建议进行大规模的赈济。

山东遭受饥荒袭击,灾情比其他各省严重。根据一道于该年二月间上奏朝廷的报告估计,超过九十万民众处在饥饿边缘,地方上的赈灾供应已经耗尽,而社会秩序也告完全崩溃。1616 年三月,一名山东举人向朝廷呈献《东人大饥指掌图》一册。据朝廷的日志记载,每一幅图都配有一首哀诗。在这些哀诗之中的一首,有这样一组对句,后来成为这整场浩劫的代表用语:

母食死儿,妻割死夫。

在同年稍后,饥荒灾情由华北往长江流域扩散,在次年波及广东,又过一年,西北和西南也遭到殃及。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出现在 1618 年,不过在万历朝的最后两年里,干旱与蝗灾仍然持续侵扰著整个国家。在前述这一连串的大灾难之外,或许还要再加上发生于 1618、1619 两年的大规模沙尘暴──这是西北地区滥伐森林造成的后果。其中一次,于 1618 年四月五日薄暮时分吹抵北京,其规模之大,根据《明史》记载:“雨土,濛濛如雾如霰,入夜不止。”在这次沙尘暴将满周年的前一日,“从未至酉,尘沙涨天,其色赤黄。”

万历皇帝于 1620 年驾崩,此时正好是长时期的严寒、干旱年代告一段落的时候。皇太子(朱常洛,也就是合乎体制法统的那位“国本”)登基,是为泰昌皇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甚至连他父亲大葬都还没有完全结束,泰昌就龙驭上宾了。然而另一次体制危机,却突然使朝廷陷入混乱纷争之中。

帝位的传承十分单纯,但是继位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不但性格不成熟,而且还未出阁就学读书。在接下来的七年(1621-1627 年)期间,大明天下落入天启首席太监魏忠贤(1568-1627 )的掌握之中。

这时期的政治气候相当邪恶败坏,但是自然气候却极为正常。天启一朝的最后两年比平常来得潮湿,不过没有严重的水患。这时大自然唯一的反常现象是地震,在天启朝的每一年都频繁出现。

混乱动荡的天启朝,随着天启皇帝于 1627 年英年早逝而宣告落幕,这让朝廷里几乎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口气。他没能生下任何后嗣,这很可能会使政权陷入另一次体制危机,还好他尚有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可以继承皇位,这个日后登基为崇祯皇帝的年轻人使很多人抱持期待,他们终于迎来一位可以侍奉的君主了。可是情况将会愈来愈恶化,而崇祯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可以扭转他身为本朝末代皇帝的命运了。

不只南方,北方边境同样遭受天灾

明朝的百姓并不是唯一在万历一朝遭受饥荒袭击的人。

在那些年里殃及华北的干旱,也同样炙烤著辽东,此地位于长城的东北段,随后又被称作满洲。正是在这个地方,女真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逐渐将女真人和蒙古人之间原先更加松散模糊的联盟,统整为一个政治同盟。在 1636 年,这个同盟将会换上一个新的部族名称:满洲。

努尔哈赤最迟到 1615 年(万历四十三年)还在向明朝入贡,但是他如此做,是为了要遮掩自己开疆拓土的野心。干旱与严寒或许让他明白局势大好,于是停止再向明朝入贡。努尔哈赤不像其他庸懦领袖那样,可能选择退却,他反而不断增强自己和明朝竞逐辽东的态势。他需要栽种在这个区域的粮食作物,并且准备将这些地方从明朝手中夺取过来。

局面的转折点在 1618 年五月到来:努尔哈赤突然对辽东发动进攻,造成明军统帅死亡,并且使整个区域落入他的控制之下。

明朝在隔年春季准备发动一次征讨努尔哈赤的大型战役,但是这场战役却因各种困难而波折重重。首先是经费短缺,因为万历皇帝拒绝动用皇家内帑以供所需。其次又受到风雪困阻,这是严寒气候带来的效应之一。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萨尔浒战役才于 1619 年四月十四日展开,明军土崩瓦解。

随着那场大败而来的,套用杰出财政史学家黄仁宇的话来说,是努尔哈赤手下军队“在接连的战役里取得一连串令人为之目眩的胜利。”

这是明朝最终失去所有长城外领土的开端,尽管要迎来这一天,还要再等上另外二十年的时间。在万历驾崩前的三个月,那个干旱的夏季,他对一位内阁辅臣解释道,这次重大的挫败,原因在于辽东的文臣武将不能协调一致。可是在另一方面,黄仁宇却将指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万历。万历拒绝动用内帑支应军费,迫使户部在土地税上开征一道临时捐,以支付辽东战役所需。

结果,这道临时捐事后不但没有撤销,其额度还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以及环境上的连番灾难,联手堆叠出帝国财政不可能负担的需求所致。萨尔浒之役大败,意味着明朝面临的军事威胁将持续升高,而无论之前明朝在边境防御上头已经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现在都必须要投注更多。

军事上的问题看似较头绪万端、沉疴难治的财政弊病来得容易解决,因此有多位官员提出对策提案。其中一位,就是利玛窦的门徒、改信天主教的徐光启。

自 1619 年起,徐光启就开始坚决提倡,增强明朝军事实力最有效的办法,莫若于借用欧洲人最优良的学问知识。他的计划不但包括弹道学技术,还有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学问,因为这能够帮助炮手提升其观察能力。徐光启在早些年曾经协助利玛窦,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为中文,并于 1608 年出版刊行。他也曾倡议从澳门引进葡萄牙士兵,以其最新技术训练中国的炮手。

1622 年,当时有一名葡萄牙炮手在荷兰围攻澳门时(后来受挫失败),成功发炮命中荷军的火药库,后来消息传出:他之所以能准确命中,要归功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雅谷(Giacomo Rho)的弹道射程计算,而这正好是徐光启所需要的证明。他获准带七名葡萄牙炮手,外加一名通事(即翻译,实际上,这名通事是耶稣会派往日本传教的教士陆若汉〔Jo?o Rodrigues〕),以及一队十六人的随从人员,于该年北上,到达北京。

是否该仰赖外国科技的问题──或许甚至是若干人士心中更加不容忽视的忧虑,担心这些在北京的外籍佣兵会学到若干技能,日后用在军事上以对抗明朝──在朝廷中激起一场争议,几乎使得整个计划发生动摇。当一门葡萄牙大炮于隔年演示时发生爆炸,造成一名葡萄牙炮手死亡、三名中国籍助手重伤之后,该计划遭到取消,炮手被遣回澳门。

这项演示在六年后得以重新来过,因为当时徐光启再次取得批准,让第二组火炮队到北京,仍旧由陆若汉神父担任随行通事。朝廷中反对这项计划的官员,在葡萄牙代表团抵达南京时成功将其挡下,但是崇祯皇帝最终还是下诏准许他们进入京师。实际上,他们的确应该快些进行,因为满洲人进关抢掠的军队此刻正在京师近郊地区徘徊。

1630 年二月十四日(崇祯三年正月初三),葡萄牙代表团接到皇上宣召入京的诏书,他们随即动身启程。这群炮手在行进至距离北京六十五公里的涿州时,与其中一支后金军队遭遇。葡萄牙代表团撤入涿州城中,将他们随行带来的八门大炮架在城墙上,在后金骑兵进入射程时开火发射。

这番火炮展示收到成效,入侵者离开了。对于朝廷内那些仍旧怀疑引外人入境是否为智慧之举的人来说,这场小胜就足以说服他们了。这也使徐光启信心大增,进而向皇上请求派遣陆若汉回澳门,以招募、引进更多的炮手与大炮,并获准让于 1622 年曾在澳门击退荷兰人的意大利数学家罗雅谷进京,于历局任职。

徐光启雇用外国人士的计划,在政治上属于非常微妙脆弱的策略;1632 年,他的计划遭到严重的破坏,当时山东爆发一场叛乱,造成十二名葡萄牙官兵被杀害,而徐光启在军事科技上的首席门生(译按:登莱巡抚孙元化)则因为无法平定乱事,而被朝廷处死。这场重挫引发了朝廷派系政治的一场大风暴,斗争的内容对于朝廷所面临的军事局面毫无助益,而每项作为都与派系之间想要摧毁对方息息相关。

光是凭借徐光启倡议的计划本身,并不足以扭转辽东的军事局面。徐光启了解枪炮火器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他绝对是正确的;可是,在朝廷中没有能够主持天下防务的皇帝,没有能够具备同样信心的内阁大学士,或是一位在军情逆转时能免于言官弹劾的将领的情况下,光靠科技知识仍然无法改变大势所趋。

明军在辽东的防御重镇广宁于 1622 年落入后金之手。明朝军队必须后撤至山海关内,山海关是长城的东端终点,长城在此与海交会。但是更加严寒、干燥的气候,却造成辽东的粮食短缺,因而也迫使后金撤退休整。后金这次撤退,给了明朝一次喘息的机会,并且找寻财源以挹注防御前线。增加现有征税的额度,看来是不可行的。根据一名京师言官在 1623 年夏季呈奏天启皇帝的报告指出:“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

结果是“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崇祯皇帝试着透过整饬征税体系与降低权贵阶级滥用这两种办法,以对付这个难题。他还尝试以禁止收税未达额度的地方行政官员升职作为手段,以确保中央政府能收足税赋,但是这道诏令却只造成了贿赂风行的反效果,因为地方官员竞相对户部吏员行贿,掩盖他们短缺的税额。

明军趁着后金撤退的机会,收复了若干辽东失土。明军里一名叫做毛文龙的虚张声势将领,甚至还在 1624 年入侵后金位于长白山(附带一提,这里是西伯利亚虎的栖息地)的圣地,将其大大羞辱了一番。努尔哈赤于 1626 年去世,再一次拖延后金向外扩张的步伐,于是他们转而采取其他管道,包括外交手段。他们向毛文龙送去了一封信函,希望他能够改换阵营,投靠后金。

这封信函开头先指出,发生于各地的灾变乃是国运衰弱的预兆。信函中轻蔑地将明朝称为“南朝”,认为它气数已尽。“南朝运终,死数未尽,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之乎?”接着,便邀请毛文龙改换旗帜,前来投靠:“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封信函的结尾,则以下面这番简短的评论作为总结:“南朝气运已尽,时势已尽,悔之不及。”

毛文龙并未回复,或许这是因为他自认站在获胜这一方的缘故。然而,隔年二月,后金便出兵入侵朝鲜,迫使毛文龙撤兵。毛也许被迫放弃了原来的地盘,但是他位于鸭绿江口的新根据地,却让他得以掌控辽东与山东之间利润丰厚的海上贸易,成为一名不受节制号令、完全独立自主的半军阀。

后金方面很快就重新开启和毛文龙接触的秘密管道,看他是否会接受引诱而变节来归。毛文龙向经过的商旅抽税,收获相当充足,可以让明朝与后金互斗,而他坐收渔利。

毛文龙一直采取如此策略,直到 1629 年,他的上司长官袁崇焕(1584-1630)因为怀疑毛文龙的意图,于是找了一个借口,到他的驻地做官式视察,然后命其帐下军官,将毛当场斩首。“毛文龙遭到谋害,”美国历史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指出,“使边境陷入动乱,最终更导致众多原属这位将领帐下的海盗,任凭己意四出抢掠。”

袁崇焕戏剧性的突然之举或许防止了毛文龙改投敌营,但是杀毛之后引发的动乱则使他忙于应付,以至无法察觉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正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举入侵。

该年十一月,皇太极绕开袁崇焕的防线,派遣多支骑兵部队,向华北平原发起进攻。其中一支部队更直接打到北京城下。另外一支部队则攻打北京以南的涿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徐光启雇来的葡萄牙炮手朝着这支军队开火。

入侵的后金军队并未准备长期留驻,于是退出长城之外,但是朝廷需要找个人来承担这一切的罪责。有谁能比杀害毛文龙的人,更适合做代罪羔羊呢?

袁崇焕被召回北京,并且在隔年一月被判处羞辱的斩首与支解之刑。他的罪名是行止欺君卖国,未能阻止后金军队直逼北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还有许多其他大臣将为这个罪名付出生命。

皇太极之所以能发动这次进攻,完全是凭借着他在父亲死后以三年时间,悉心整顿后金军队,巩固他的领导地位。虽然皇太极在该年冬末撤回他的军队,但是他已经证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布局并无效果。逐渐的,他将更辽阔的满洲地区都纳入后金的完全控制之下。

1636 年,皇太极感到时机成熟,便建立新王朝,国号为大清,并且自立为皇帝。新王朝的国号“清”有水的意象,代表清澈或纯净,暗示著“清”将淹没由日与月共同组成、具有火的意象的“明”。

皇太极是否相信他的朝代规模将超越四个世纪前同样由女真人建立的华北区域政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新王朝的建立,至少对明朝来说是一大挑战。1643 年,皇太极在实现他的征服宏图之前去世。帝位传给他年幼的稚子,清军的统帅则由他的弟弟多尔衮继任。

崇祯劫难:极寒、干旱、鼠疫,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我们将注意的焦点,从崇祯朝这台大戏的演员们身上转到舞台本身:环境因素。

元代或明朝的历代皇帝,没有一位像崇祯这样不幸,面临如此异常而严峻的气候环境。在崇祯一朝的前几年,大部分困难的情况还局限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干旱与饥荒的灾情极为严重,以至于一名御史在 1628 年底奏报:陕西全省皆成灾区。气温在隔年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持续到 1640 年代的寒冷时期。

感受到寒冷降临的,不仅是明朝的百姓。在 1630 年代期间,俄罗斯人在每年的十二月、一月、二月这三个月里,至少有一个月会遭遇极度酷寒的气候。然而在 1640 年代,冬季的每个月都有严寒气候的报告出现,使得这十年成为俄罗斯历史上自十二世纪以来最为寒冷的时期。满洲位处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也遭受到同样的酷寒侵袭。满洲人或许可能是受到明朝的财富吸引才会南下,但他们也被严寒所驱使向南。

第一场严重的饥荒开始于 1632 年,也就是崇祯五年。朝廷在这一年被来自全国各地、一封又一封递来的奏疏给淹没,这些奏疏全都是报告异常状况,以及随着灾情而来的社会动荡乱象。“遍地皆贼,日甚一日,”一位西北地方的巡抚如此大声疾呼。“南北往来,几于断绝,”一位派往大运河中段地区处理灾情的巡按御史向朝廷报告。“贫者流而为盗,富者乘间潜移,”另一位在同一地区的官员这样宣称。“商贾不通,道路梗塞。”

1632 年以后,灾情只有愈演愈烈。1635 年,也就是崇祯八年,蝗虫开始大规模现踪。接着,在 1637 年,即崇祯十年,干燥的气候终于演变成全面的旱灾。接下来连续七年,明朝遭受规模前所未有的旱灾袭击。在 1640 年夏季那场重创山东西部的大旱灾期间,饥饿到极点的灾民扒下树皮来吃,然后成为倒毙腐烂的尸首。

在位处山东西北的商业重镇临清,走投无路的灾民绝望之下,被迫吃人肉以求生存。隔年夏季,饥荒的灾情向南笼罩到了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在《上海县志》里,有一则简短的条目,叙述了这场灾难的规模:

大片干旱。 蝗虫。 小米价格暴涨。 饿莩倒毙于路旁。 粮价达每升白银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四两。

旱灾又持续肆虐了两年。为了扭转局面,崇祯皇帝在绝望之下,于 1643 年六月二十四日(崇祯十六年五月初九)颁下一道诏令,要求天下臣民,从最高层级的朝廷官员到最低层级、以日计酬的劳工,务必都要痛加修省,清除潜伏于内心的种种恶念,如此或许能使上天结束干旱的惩罚,降下雨水。

瘟疫随着干旱与饥荒灾情而来。许多疫情都是因为天花而引发。当时的明朝人已经借由接种人痘(这是一种简易形式的疫苗)来对抗此种疫疾,但是后金(满洲)却无此技术。他们对此疾病特别畏惧,而且极为恐慌,避免与患者发生接触,生怕遭到感染,以至于在 1630 年代他们屡次入侵时,有好几次军情关键的时刻,都因为预计进军攻打的地区已经有疫情传出而撤退。

皇太极于 1629 至 1630 年那次突袭华北平原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会收兵退回,有部分原因就是出于对天花的恐惧。1635 年,肆虐于山海关一带的瘟疫或许也是天花。1639 年,山东爆发天花疫情,其程度之严重,足以令满洲人取消该年冬天入侵华北的军事行动。

瘟疫也在国内其他地方造成灾情。西北地区的灾情尤其严重。1633 年,这个地区头一次爆发大规模瘟疫,使山西省遭受重创。三年之后,疫情扩散到陕西和漠南蒙古。1640 年,陕西省全境都宣告沦陷。在这次瘟疫结束后,该省官员估计,全省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民众死亡。尽管前述这番估计自然是对统计数字的夸大,不过它表明这段期间疫情之严重,至少在本省的某些地区确实如此。这次疫情是否为鼠疫,受到很大的争论。

1643 年,西北边陲地区突然出现老鼠数量暴增的诡异情况──根据《明史》记载,当时有十余万只老鼠汹涌穿行于宁夏乡间,将所有能看到的作物吞噬殆尽。这番记载鼓舞了某些历史学者,将鼠患和这次瘟疫的流行连结在一起。究竟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以及这些老鼠身上是否带着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仍然还是人们的猜测。

一场严重的瘟疫于 1639 年袭击长江下游地区,而同年有大量老鼠在长江中游出现,则唤醒了鼠疫的幽灵。这场疫疾在两年后以更为猛烈的程度卷土重来,其波及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江南一带,而是遍及整个东半壁江山。山东有一个县份的官员报告,该县过半的人口死于这年的疫疾。

该县地方志的修纂者在记述这次疫情时,加上了这样一句令人绝望的话:“于一切灾异变乱中,其恶从未过于此者。”在山东另一个位于黄河以南的县份,这场疫疾彻底摧毁了若干村庄,根据一项估算,有七成民众罹难;同样的百分比,也出现在几个远离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县份中。在这个夏季尾声时出现的蝗虫接着吃光了一切庄稼,什么食物也没能留下。

这次瘟疫似乎在 1642 年短暂的歇止,旋即在之后的每年都卷土重来,使得南到江南、北至边关的聚落全受到摧残。据说,北京是当时这一波疫疾灾情的中心,而原先是国家经济繁荣大动脉的大运河,现在成了这种疾病由北往南感染的传递捷径。瘟疫加上饥荒带来的效应是致命的。“死亡枕籍”是最后这些年里反复在地方志里出现的一句话,“十室九空”则是另一句常见词语。到了 1644 年初,山西北部的每一个县都成了灾区。

这就是崇祯劫难,是自从 1320 年代的泰定劫难以来为时最长的连番灾难。

作物枯萎,粮食供应减少,而商业经济停滞,促使粮价到达前所未有的价位。百姓丧失了一切,无法缴纳赋税。对百姓来说这极为艰苦,而对朝廷来说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无论是驻守边疆士兵,或是那些确保国家体制保持运作的信差传驿,朝廷已经没有办法支付他们的薪饷了。

早在 1623 年,兵部尚书就向皇帝奏报:驿站体系已经彻底衰竭。如果国家递传系统还没有完全瓦解,关于谁才有权利使用驿站系统的迫切新规定,必须付诸实施。但是这并不足以缓解财政负担,因此兵部采取激烈的措施,于 1629 年关闭了若干驿站,以撙节驿站人员的薪俸开支。

从实际层面来说,没有任何紧缩开支的措施,可以支应连年在满洲发动战事的花费。朝廷别无他策,只能不断加重征税额度,以求赶上暴增的军费开支。有一则黑色笑话,将“崇祯”年号一语双关的说成音近的“重征”,而将崇祯朝说成是“重”复“征”税的时期。当 1644 年到来时,百分之八十的县份根本已经停止上缴税收。中央财库已告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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